毛主席病逝后，飞机迟迟不肯飞，许世友连催3次，机长才说出原因。伟人离开后，许世友将军往北京赶，可奇怪的是，飞机好长时间都不起飞，将军催了三次都不管用，这是为何？一九七六年九月，广州军区大院接到北京来的急电。毛主席逝世，要许世友赶赴北京。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像一声闷雷。这个脾气火爆的老将，没有立刻乱了手脚。他先把军区里的事交代清楚，值班怎么排，部队怎么稳，警戒怎么做，一样样压下去。人越是难受，越不能让队伍跟着晃，这是他多年带兵留下的本能。事情安排妥了，他带着随身配枪赶往白云机场，同行的还有韦国清。两人上了专机，舱门关上，座位也坐稳了，飞机却没有动静。许世友忍了一阵，让秘书去问。回来的说法是天气还要等等，他听了，没有立刻发作。天上的事，谁也不能硬拧。可他望向窗外，天色并不算坏，跑道上别的飞机也能走，自己这架却像被钉住了。又等，还是不飞。许世友再叫人去问，答复依旧软绵绵。到了第三回，他不再让秘书跑腿，自己起身往驾驶舱走。那一身老兵气，压得人喘不过气。他问机长，到底为什么不起飞，是不是有别的说法。机长也不是故意为难他，北京有规矩，进京不能带枪；许世友腰间那支枪明晃晃挂着，机长请示上级，回音迟迟不到。放走了，怕担责任；拦住了，眼前这位又不是普通旅客。许世友听明白后，火气一下顶了上来。他不是不懂规矩，打了一辈子仗的人，最知道命令两个字压在肩上有多沉。只是那天，他心里的规矩更早一些。他说自己带枪见过毛主席，这事是毛主席准过的。如今人已经不在了，赶去送一程，怎么反倒被一支枪挡在广州？这话粗，分量却重。机长无话可接，专机后来还是飞了。说到那支枪，就不能只当成一件武器看。许世友少年时吃过苦，在少林寺练过多年拳脚，后来离开山门投身军旅。一九二七年，他入党，参加黄麻起义，在鄂豫皖那片山水里一路打出来。红军的日子不是纸上几行字，冷饭、泥路、伤口、围追堵截，哪一样都磨人。他从排长升到团长、师长，靠的不是会说漂亮话，是敢把自己顶到最前面。红四方面军那些年，许世友打过不少硬仗。敌人压上来，阵地被一遍遍啃，他带着部队死扛，三个多月不退，等到机会来了，又反身咬回去。这样的人，性子不会软。他认死理，也爱犯急，心里不服时，脸上藏不住。后来在延安，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因为张的问题受到牵连，许世友觉得委屈，脑子一热，曾说要带人回四川打游击。这个念头很重，也很危险。不少人主张严办。毛主席没有马上把话说死，而是要见一见他。许世友偏偏又提出要带枪去见，听起来像莽夫赌气，细想却有一层试探。他想知道毛主席到底信不信他。毛主席答得痛快，带枪可以，枪上膛也可以。许世友这一辈子，记住的未必是大道理，恰恰是这种要命时候给他的信任。一个被疑云裹住的人，被人当面托了一把，心里那道坎就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长期在南京军区任职，一九七三年底调到广州军区。他官越做越大，脾气却还是那股山里打出来的劲。那段特殊年月，他在南京也遇到冲击。许世友知道自己嘴硬，碰上乱局，硬碰硬只会更麻烦，便离开南京，去过老部队二十七军，也在大别山军垦农场待过。山里清冷，少些纷扰，对他这样的性子，倒像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毛主席南下时，听说了许世友的处境，专门要见他。人一时联系不上，专列就在上海停下，一等就是十五个小时。十五个小时不算短，放在那个位置上，更不是小事。见面时，毛主席没有说多少漂亮话，只提醒他看清身边形势，别被乱流卷进去。许世友后来常念叨，主席懂他，信他，也护过他。话很直，像他这个人，硬邦邦，却带着热。北京那道不许带枪的规矩，落在别人身上也许只是规定，落在许世友这里，就变成了另一回事。他不是非要逞强，更不是要摆架子。他要带去的，是当年那份准许，是一个老兵和领袖之间说不清又割不断的旧情分。到了北京，灵堂门口又被拦住。卫士按规矩办事，说不能佩枪进入，许世友火气又起。他说自己就是政治局委员，没听过这道命令；这支枪是毛主席准他带的，如今来见毛主席一面，谁能拦？这几句话听着冲，可场面并不滑稽。一个守规矩的人，一位守旧情的老将，碰在门口，谁都不是坏人，只是那一天太沉了。他终究进去了。刚才还硬得像铁的人，见到毛主席遗体，眼泪一下落下来。他绕着遗体慢慢走了一圈，脚步很轻，像怕惊醒什么。三个躬鞠下去，半生风雨也跟着低了头。腰间那支枪还在，冷冷贴着身体，从延安到南京，从大别山到广州，又跟着他来到北京。它没有说话，却把许世友心里那点不肯松手的东西，全带到了灵前。飞机迟迟不起飞，看似卡在一道命令上，其实堵住的是许世友告别毛主席的路。等专机冲上天空，广州渐渐远了，北京一点点近了，一个时代的灯已经暗下去，只剩老将坐在舷窗旁，腰间带着枪，眼里含着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