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毛主席的灵堂外,别的委员都进去了,只有许世友进不去,卫兵拦住许世友说:“首长,这里有规定,进去不能带枪。”许世友问:“谁规定的?”
许世友盯着那个嘴唇紧抿的年轻卫兵看了几秒,忽然转身走向停在路边的吉普车。他没对司机解释,只吐出两个字:“回去。”
车子没有开回驻地,而是径直驶向城郊的一处训练场。场地上,几个他一手带出来的老连长正在组织新兵进行匍匐训练。许世友跳下车,走到场边,从一位连长手里接过一把训练用的步枪,枪里没有子弹。
他端着枪,走到匍匐前进的新兵队伍侧前方,立正,然后缓缓将枪举过头顶,又慢慢放下,贴在腿侧。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尊塑像。泥水溅到他笔挺的军裤上,他也浑然不觉。
训练结束的哨声响了。新兵们爬起来,疑惑地看着这位突如其来的将军。一位认识他的老连长快步跑过来,敬礼:“司令员,您这是……”
许世友把训练枪递还给他,目光扫过那些年轻、沾满泥污的脸。“带他们去洗洗,收拾干净。”他顿了顿,声音低沉,“然后,集体带去灵堂。不许带枪,一个人也不许带。”
老连长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用力点头:“是!”
下午,灵堂外的队伍更长了。许世友远远站在人群外围,看着他那几十个洗干净脸、换上了整洁军装的新兵,在卫兵的指引下,依次摘下军帽,默默走进那道门槛。他们进去时两手空空,出来时眼眶都是红的。
许世友一直等到最后一个新兵走出来,才转身离开。他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那把左轮手枪,摩挲着冰凉的枪身。然后,他拉开抽屉最里层,取出一块干净的红布,仔细地将枪包裹起来。
他叫来警卫员,吩咐道:“把这把枪,送到军区武器陈列馆去。就说是……一件老物件,留给以后的人看。”
警卫员惊讶地看着那红布包裹:“司令员,这枪您不是从来……”
“送走。”许世友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今天送走。”
枪被送走了。办公室里空了许多。傍晚,许世友独自坐在桌前,摊开信纸,开始写信。信是写给那位在西山的老人的。没有提及白天的训练,也没有解释送枪的缘由,只写了短短几行:
“规矩我懂了。枪已入库。战士该去的地方,是前线,是训练场,是人民需要的地方。灵堂里,有敬意就够了。”
他把信装进信封,封好,叫通讯员立刻送去。
夜里,他躺在床上,久未入眠。窗外寂静,他仿佛又听到长征路上密集的枪声,听到过草地时战马的嘶鸣。那些声音渐渐远了,最后清晰起来的,是今天下午,那些新兵走出灵堂时,压抑着的、低低的吸气声。
第二天清晨,许世友换上便装,再次来到灵堂。他没有试图走近,只是站在街对面的人群里,和无数胸戴白花的群众一起,望着那庄严肃穆的大门。阳光照在汉白玉的台阶上,亮得晃眼。
他看了一会儿,抬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然后转身,汇入了上班的人流。他的脚步很稳,一步一步,朝着军营的方向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