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他们没有介绍信,也说不清有什么公事,只反复说,来找许大叔。保卫科干事把情况报告上去时,许世友正在为部队遭受冲击的事情发火,头也没抬就说,不见,没正经事的人都挡回去。
话传到门口,干事又补了一句,来的是陶勇司令的孩子,从上海一路找过来的,最大的裤腿磨破了,最小的棉鞋也开了胶。
许世友伸手去拿搪瓷缸,动作停在半空,过了两秒,他撑着桌沿站起来,椅子在水泥地上滑出一声响,接着冲警卫员喊,赶紧去接,把孩子领到小会客室,别让他们在风口里站着。
四个孩子进门时,最大的男孩十六岁左右,个子已经长高,身体却瘦得厉害,肩膀显得尖尖的。他紧紧拉着两个妹妹的衣袖,像是生怕一松手,妹妹就会再走丢。
三妹背着最小的妹妹,那个小姑娘才8岁,辫子扎得歪歪扭扭,脸被风吹得通红,手指还拽着哥哥后背的衣角。几个人衣服上沾着尘土,棉衣袖口露出旧棉絮,鞋面上的泥点已经干成了浅褐色。
许世友没有先问经过,转身就让炊事班煮面,多放几个鸡蛋,再炸些辣椒油,配上腌萝卜干。
炭盆被拨旺,粗布毛巾递到孩子手里,屋里的暖气和热气慢慢聚起来。面端上来后,几个孩子顾不上说话,低头就吃,最小的姑娘吃着吃着掉眼泪,筷子却没有停。
这顿饭,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填肚子,也是两个多月躲藏生活里,第一次真正放下心来吃东西。
等碗筷放下,最大的男孩才把事情说出来。父亲出事后,家里已经待不下去,亲戚也不敢长时间收留他们,四个孩子只好躲在上海郊区的老乡家里。那段时间,他们东躲西藏,能找到一口饭就算幸运。
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们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话。遇到过不去的坎,就去南京找许大叔。
这个许大叔,就是许世友。
许世友听完,手里攥着用了多年的旱烟袋,半天没有点火。他摸了摸小姑娘的头,随后告诉孩子们,就在这里住下,有他在,没人敢动他们。
许世友和陶勇,早在战场上就把后背交给过对方。1947年孟良崮战役,粟裕采取猛虎掏心的打法,正面突击的重任落在陶勇的四纵和许世友的九纵身上,两支部队一左一右,顶住了张灵甫部队的压力。
更早的川陕反围剿中,陶勇一度被压在山谷里,许世友带人杀进去,把他从险地里救出来。打完仗,两人蹲在战壕里分一个烤红薯,关系就是在这样的生死场面中一点点攒下来的。
可到了1967年1月,陶勇突然离世。没过多久,妻子朱岚也去世,家里8个孩子一下失去了依靠。四个大的被赶出家门,在外面流落,四个小的被送回老家乡下。
许世友收留了前来南京的四个孩子,得知乡下还有四个弟妹后,当场决定连夜派车去接。他的意思很明确,陶勇的8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许世友没有退。他把旱烟袋往桌上一磕,说自己和陶勇从孟良崮打到长江边,陶勇是什么人,他比谁都清楚。孩子没了父母,不管他们,谁来管?
大院里的偏房很快收拾出来,成了8个孩子暂时的家。许世友每月从工资里拿出30块钱,用来买衣服和书本。田普也把孩子们当成自家人,灯下替他们缝补衣物。
这件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许世友并没有把照顾停在吃饱穿暖上。他知道,孩子们要想真正站稳脚跟,必须有书读,也得有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本事。
他联系军区附属子弟学校,帮孩子们办理入学。平时有空,他带男孩们练军体拳,讲父亲当年的战斗经历。后来,他又找到老战友肖永银,把3个儿子送进坦克部队,5个女儿送进护训班学习护理。
8个孩子走上了不同道路,这本身也说明,安置不是简单复制,而是要看每个人的性格和能力。男孩去了装甲部队,女儿学习护理,既有军人家庭的延续,也有现实生活的安排。
消息传开后,一些同样受到冲击的将领家庭,也把孩子送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没有因为事情麻烦就一概拒绝,军区接收的孩子越来越多,后来连周总理也亲自打电话询问,南京军区到底招了多少娃娃兵。
这场风波里,孩子们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别。有的还能回到老家,有的得到亲友接济,有的只能在城市边缘躲藏。陶勇的8个孩子之所以被记住,不只是因为他们后来走进了部队和护理岗位,更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愿意把承诺落到生活细节里的人。
1985年,许世友去世。灵堂前,8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跪成一片。那一刻,他们失去的不只是曾经照看自己的长辈,也像是再次送别了父亲陶勇。
后来每年清明,许世友墓前总会多一瓶烈酒。孩子们替父亲敬这位老战友,也是在提醒自己,当年那句到南京找许大叔,并没有找错人。
战场上的情义,常常写在冲锋和救援里。可真正能看出分量的,还是战友离开之后,谁愿意替他把孩子接住。
许世友和陶勇的故事,留下的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8个孩子后来能够平安长大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