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英国外交官的说法是可信的，一九六○年代的非洲到处都是中国训练的反叛分子，从喀麦隆、几内亚、莫桑比克，到安哥拉及南非，都有他们的踪影。中非共和国的中国外交官印行了许多图文并茂的小册子，“目的是为了普及游击战术”。一九六六年三月，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广播电台报导，两千名“获得中国教官培训的卢旺达瓦图齐人，聚集在卢旺达与布隆迪边境，准备攻击卢旺达，推翻政府，建立一个颠覆的行动基地……莫桑比克的安全部队近日从恐怖分子的手中没收了十枝自动手枪、四枝自动步枪、三十二颗反步兵地雷，一批手榴弹──都是中国制造的”。自封为非洲解放运动中心的坦桑尼亚，举办了游击队训练营，多名教官都是中国人。加纳的第一任总统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是非洲统一的积极宣导者，也是新旧殖民主义的反对者。他后来改聘中国的军事教官，起因是他和苏联顾问合作的经验很糟，对方曾在酩酊大醉下，试图勾引一名勤务兵的妻子。此外，苏联顾问要求加纳提供专车及无限供酒。相较之下，中国人只要求保密、食物、家具、厨师，而且马上就开始工作了。爆破专家李先生以他从上海带来的化学品进行示范；张先生在棕榈树环绕的操练场上匍匐前进，教导学员如何部署反步兵地雷。恩克鲁玛后来出版了自己的游击战手册，然一名读者表示，该手册的“蹩脚英语”是来自中国教官。那份手稿是“以🐱的《军事文选》为基础，引用了无数🐱的说法”。一九六八年，赞比亚的总统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坦言：“只有在东方的军事营里，他们会教非洲的年轻人使用危险武器。我们如何指望那些年轻人在不吸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学会使用这些武器呢？他们一回来，我们预期非洲不仅会爆发种族战争，也会爆发意识形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