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说，韩国人非常的愚蠢，他们竟然放弃了汉字，不再使用汉字。汉字是连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一种方式。可是他们却放弃了。 巴菲特这话听着有点冲，但搁在韩国当下的处境里琢磨琢磨，确实能品出几分道理。毕竟汉字在东亚文化圈里盘桓了上千年，早成了连接中日韩三国的隐性纽带，说丢就丢，终究要付出代价。 你去韩国景福宫逛逛就知道，正门前的 “光化门” 牌匾上，汉字清清楚楚地刻着。可问旁边二十来岁的韩国年轻人这三个字的含义，不少人只会摇摇头说 “不知道”，甚至有人把名字念成 “广华门”“光华门”。 这种尴尬不是个例，韩国盖洛普 2014 年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韩国人都觉得不懂汉字会给生活添堵，67% 主张 “韩汉混用” 的人直言，只有汉字能精准传递原意。 这事儿往根儿上说，还是民族主义情绪催生出的激进选择。上世纪 70 年代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大力推行 “韩文专用政策”，觉得汉字是 “外来文化符号”，要确立韩文的 “民族语言地位”。 当时不仅在公文中剔除汉字，还逐步缩减中小学汉字教育课时，甚至在 1980 年干脆规定小学不再教授汉字。到 2005 年《国语基本法》出台，直接把汉字和英语、日语并列归为 “外国文字”，这波操作算是把去汉字化推到了顶点。 可韩文本身是表音文字，先天带着局限性。很多词汇发音完全一样，意思却天差地别，没了汉字辅助，歧义丛生简直是家常便饭。比如 “gao” 这个发音，既能指 “高”“糕”，也能是 “膏”“稿”，在日常聊天里还好，到了法律文书或医学报告里，差一个字可能就是天壤之别。 韩国法务部曾披露，2010 到 2020 年间，至少有 17 起法律纠纷源于韩文词汇歧义，要是当年保留汉字标注，这些麻烦本可以避免。 最可惜的是文化传承上的断裂，韩国历史上的古籍、碑刻、家谱几乎全是用汉字写的，景福宫的匾额、昌德宫的楹联，甚至李朝时期的官方档案，没有汉字功底根本读不懂。 韩国汉学家崔南圭就说过，用古汉字和古代对话是件很浪漫的事，但现在的韩国年轻人连自家祖先的文献都看不通，这种文化断层比丢了件古董还可惜。 有次首尔大学历史系搞古籍整理，找了十个硕士研究生，能完整解读《朝鲜王朝实录》片段的只有两个，剩下的都得靠老教授逐字翻译。 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金铉哲就提到，中韩经贸合作越来越深，但很多韩国商务人士和中国客户沟通时，连合同里的 “契约”“质保” 等汉字词都得翻词典，效率低不说，还容易闹误会。反观日本企业，员工基本都能认出常用汉字，和中国伙伴谈生意时，随手在纸上写几个汉字就能沟通，这种便利韩国人根本享不到。 韩国国内早就有人意识到不对劲了，2012 年，由四个文化团体组成的 “韩国语文政策正常化促进会” 直接把政府告上宪法法院，说《国语基本法》把汉字归为外国文字违宪，违背了继承传统文化的宪法义务。 当时前任国务总理李汉东带头，333 名学界、政界人士联名支持，他们拿出的数据很有说服力：2009 年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的调查显示，近九成学生家长都站出来支持汉字教育。 民众的呼声倒逼政策松了口，2018 年，韩国教育部终于松绑，宣布小学三年级以上教科书要并行使用汉字。可积弊已深，恢复起来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韩国中小学每周汉字课只有一到两节课，教的都是 “人、山、水” 这类基础字，想达到能读古籍、通交流的水平，根本不够用。2025 年韩国汉学家崔南圭接受采访时就坦言，汉语教育虽有 “由量转质” 的说法，但年轻人汉字水平的下滑趋势，短期内根本刹不住。 更有意思的是民调里的年龄差异，觉得不懂汉字不便的人群中，60 岁以上老人占了 63%，50 岁群体是 57%，而 20 到 40 岁的年轻人只有五成左右。这说明越靠近 “汉字时代” 的人，越明白它的价值。 韩文字文化协会之类的团体还在坚持 “韩文优越论”，说随着韩流走向世界，韩文的价值正在凸显。可韩流能火靠的是影视剧、音乐这些文化产品，真到了深度文化交流或学术研究层面，少了汉字这个桥梁，还是处处碰壁。 日本学者研究东亚文化时，能直接引用中韩古籍里的汉字原文，韩国学者却得先把汉字翻译成韩文，再进行研究，中间多了道手续，精度也难免打折扣。 现在再回头看巴菲特的评价，其实不是贬低，更像是点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化纽带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汉字在东亚流传千年，早已不是单纯的文字符号，而是沉淀着共同历史记忆和思维方式的载体。日本没丢，中国在用，韩国却非要把它从自己的文化体系里剥离出去，等于主动拆了和邻国交流的便捷通道，还断了自己解读历史的根。 文化传承这东西最公平，你对它敷衍了事，它就给你留下一堆补不上的窟窿。巴菲特说的 “不明智”，大概就是看透了这一点，丢了汉字这条纽带，看似彰显了 “民族独立”，实则是给自己的未来设了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