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戴笠来到北平提审川岛芳子。川岛为了免于一死，告发了军统大特务马汉三曾经叛变投日，并说马汉三在胜利后逮捕她的时候，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说出宝剑一事后，戴笠的脸色大变，想起了一桩往事。 戴笠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于是便详细地向川岛芳子询问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尽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相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孙殿英并未将宝剑直接交到戴笠手中，戴笠让其转交给马汉三让代为保管。当马汉三从孙殿英手里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深知这把剑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戴笠手中，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将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 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国军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军彻底战败，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不尽。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追不放，那么也完全可以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1939年，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根本不会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戴笠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戴笠也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所以就将此事淡忘。 1940年初，马汉三伪装成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将马汉三逮捕审讯。 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 后来，田中隆吉担任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平时飞扬跋扈，在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早年，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特务。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宝剑到重庆，便发电查询，马汉三则复电戴笠称：因此剑稀贵异常，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 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日后，讨剑一事就无从谈起了，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 以后，马汉三颇得戴笠信任，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工作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马汉三认为田中隆吉以一败军之特务的身份不至于冒险将宝剑带回日本，于是多方打听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匪浅。马汉三秘密派亲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对其进行掌握控制。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保密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后，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川岛的，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二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宝剑。 马汉三再次得到宝剑后，高兴之余却又是忧心忡忡，因为当了伪军的孙殿英在战后反而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马汉三很清楚，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 为了保命，马汉三一方面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顾；另一方面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也在其中。 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这也就为戴笠之死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