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元旦刚过，杨宇霆被张学良枪毙，白崇禧苦心经营多时的“奉桂合作”计划化作泡影。接着，从阎锡山的平津卫戌总司令部里又吹出一股阴风，说蒋介石要白崇禧作出抉择：或者只身去新疆做官，或者出洋视察游历。 孤掌难鸣的白崇禧正进退不得之时，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向白透露了一条消息：“白的部属郝梦龄等六个旅长密谋，将白绑送……” 当时，白崇禧的处境到底如何呢? 在平津地区的第四集团军兵力较强，李品仙的第八军，叶琪的第十二军，廖磊的第三十六军和韦云淞的一三一师是“听话”的，因为这几个都是广西人，有的还是“四校”的同学。 然而，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深入来看，除了韦云淞带的八桂子弟兵之外，其余三个军里，师长以下全是湖南人，是在西征唐生智时收编过来的，稍有风吹草动，难免图谋不轨。 最糟糕的是，唯一可靠的韦云淞部远在南苑。当初把他们部署在那里是为了监视阎锡山的动静，没想到今天闹得白崇禧连个警卫营都抓不住。 于是，白崇禧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不惊动第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假借足疾赴院求医，通知廖磊开车到该院后门接自己。 白崇禧有把握廖磊不会出卖他。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收编唐生智部时，李品仙、叶琪、廖磊三个广西人，前两个都是军长，只有廖是师长。结果在重新安排人事的时候，白故意忽略原三十六军军长刘兴，而把廖提上来充任军长。 第二，数月前廖磊给父亲做大寿时，白故意迟至晚上九点才登门。这时，其他宾客都散尽，白不惜降尊给廖父磕了三个响头，使廖磊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3月6日晚上，白崇禧的参谋长王泽民以做生日为名，在东来顺老店大宴宾客，第四集团军所属团以上部队长均在被请之列。尽管大多数军官已经决定反白拥唐，但仍应邀出席。 开始时，大家以为白崇禧不露面是摆总指挥架子。及至酒过三巡，仍不见大驾光临，就有所怀疑了。王泽民这才解释说:“健生兄因足疾复发，已住院治疗，故未能应邀。”话音刚落，满座议论纷纷，有相信的、有骂娘的，吵得一塌糊涂。 但是，谁也没追究廖磊为何也不来赴宴。因为三十六军的驻地是唐山开平，虽然廖的家眷在北平租了房子，也很难知道廖本人此时在哪。 就在酒宴热闹之时，一列军列悄悄地离开了北平，对外(包括铁路和部下)声称是廖磊把家眷搬去开平，廖妻胡慧就乘坐在一节堆满了行李家具的专车里。“有廖磊在就有白长官在”，这是廖为了报答白的知遇之恩所发的誓言。白崇禧就藏在这节堆满破烂家什的车厢里面。 天亮以后，列车终于抵达开平车站。此时，白崇禧仍认为，只要能把三十六军抓在手上，同蒋介石争天下还大有可为。办法是沿津浦路挥师南下，同时调胡宗铎、陶钧的十八、十九军沿江东进，两路夹击南京，逼蒋再次下野。 白崇禧把这个计划对廖磊说了，并要求召集三十六军团以上军官开会，进行动员并分配任务。廖磊提出一点建议:在未摸清部下的态度之前，白长官不宜露面，该说的话可由他说清楚。而白则呆在邻室，直接掌握动向，再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策。 白崇禧同意后，廖磊就通知召集会议。可是，前头到的三五个人坐了一阵子，嘀嘀咕咕地议论些什么，然后一个一个地走了。随后来的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都是如此，一个人也没留下。 廖磊便走入会议室看个究竟，这才发现一封没封口的信被谁有意无意地遗留在长桌上，收信人是第二十一旅旅长颜仁毅。 原来这封信是第二十二旅旅长凌兆尧写的，内容是：“唐生智已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很快就要到开平来就职，我们一致拥护唐生智重新领导湖南的军队……” 看来，这封信是故意摆在这里让大家看的，读过信的人都走了。 白崇禧看了信后，长叹一声:“非某之罪，天亡我也!”随后决定马上逃走。 白崇禧在军校学习期间，同学们因其白而俊，戏称之为“白姑娘”；白崇禧亦曾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乃军人本质”解嘲，一笑置之。如今他借用廖妻胡慧的头巾和大衣，装扮成胡慧，跟着廖磊说是去天津办私事，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总算登上日本大阪公司的一艘客轮，离开了塘沽。 蒋介石得到白崇禧乘船南遁的密报后，亲笔写下一道紧急命令，着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亲率炮舰两艘，到吴淞口拦截、搜查白所乘日轮，将白崇禧抓获并就地枪决。 如日轮不服从命令，拒绝搜查而企图溜走，立即开炮将其击沉，外交官司以后再打，就算赔款也在所不惜。命令发出去之后，蒋介石又令外长向日本使馆打招呼，先礼后兵。 日本驻南京大使接到照会，觉得事关重大，紧急电告东京。日本当时跟中国的关系微妙而复杂：一年半以前，他们接待过第一次下野的蒋介石;半年以前，又接纳了桂系军官去进修。目前中国的政局远未明朗，过分明显地支持哪一派都不明智。因此，东京指示驻沪日本领事：设法营救白崇禧，避免蒋介石坐大。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许崇智、李宗仁之妻郭德洁，获悉蒋介石要捕杀白的消息，也积极展开营救。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终于保住了白崇禧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