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邓小平即将离开上海，在火车上叫来了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与他谈了10分钟，邓公最后握着黄菊的手说道：“90年代，这是你们上海最后的机遇。” 1978年的冬天，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深刻转折。那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为中国的未来勾画出崭新的蓝图，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困境中求索的决心。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号召，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现实深刻反思的结果。 改革的号角首先在农村吹响。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以一场大胆的试验拉开了对内改革的序幕。当时，这个村庄的土地贫瘠，农民长期处于饥饿线上挣扎。 1978年11月，18位农民冒着风险签下了一份“秘密协议”，将集体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责任制。这一举动尽管带有冒险性质，却触及了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 很快，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这种看似简单的改变证明了生产关系调整对生产力释放的巨大潜力。 从小岗村的试验可以窥见，中国的农村改革并非简单的政策执行，而是基层群众在长期贫困中自发寻求出路的努力。 这种草根力量与国家政策之间形成了微妙的互动，促使中央意识到传统体制的弊端和改革的必要性。 在这股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推广到全国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激发，农业产量迅速增长，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城市经济改革也在悄然展开。国营企业开始获得自主经营权，这一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 在此前的体制下，企业被严格束缚于指令性计划，缺乏自主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而改革赋予企业一定的决策权，不仅调动了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也为市场经济的萌芽提供了土壤。尽管初期的改革面临许多阻力，但这一过程为后来的深化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对外开放政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1979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一决定使得沿海地区率先成为开放的窗口。在这些地区，外资企业开始进入，出口加工区逐渐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更是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深圳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其从一个小渔村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生动地展现了开放政策带来的巨大能量。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对外开放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的流入，也让中国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许多传统观念和利益格局都在改革中被打破，但开放政策无疑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促使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向型经济体转型为开放型经济体，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动力。这次谈话明确指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改革开放不能停步。这一战略思想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并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这一系列重要决策使得改革开放从初期的探索逐步走向制度化，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轴。 1990年，小平同志在与上海领导谈话时特别强调，上海要采取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改革开放的旗帜。他号召上海的同志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探索新路径、找准新定位。回到北京后，他多次向中央领导同志表示，国家要重点支持上海发展，上海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1993年春节，已经89岁高龄的邓小平依然牵挂着上海的发展。他再次叮嘱上海的领导同志，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快速发展的宝贵机遇并不多，一定要珍惜当前的大好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1994年的春节，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上海。在返京的火车上，他专门把时任市委书记黄菊同志叫到身边，两人促膝长谈了整整10分钟。小平同志紧紧握着黄菊的手，语重心长地说:＂20世纪只剩下不到6年了，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尾巴。90年代，对上海来说是最后的机遇，也是你们这一代领导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这10分钟，凝聚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上海的殷切期望，也成为上海人民心中永恒的记忆。 ＂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成为上海城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进入新世纪后，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到上海期货交易所，从金桥出口加工区到浦东新区，从磁悬浮列车到洋山深水港，一个个改革创新的＂第一＂不断在上海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