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除夕，在郴州幽禁的张学良无聊之余，和看管他的十几个特务在饭厅里推牌九玩。张学良一直坐庄，结果这晚，特务们都赢了，最多的赢了100多元。张学良大约输了将近一千元，不过虽然输了钱，但张学良那晚精神特别愉快，一直玩到深夜一点钟，才摆手对特务们说：“算了!我也没有现款了，搞不赢你们。” 张学良是在二个多月前，从萍乡被转移到郴州苏仙岭上的苏仙庙看管的，苏仙庙是四合院的古式建筑，大小有二十多间房屋，年久失修，破垣颓壁。附近没有村寨，只有散落的几户人家。特务队长刘乙光先雇人修好三间房子给张学良住，其余人员则集中住在庙内。 几天以后，房子修好，一行人就全部搬家上山了。刘乙光还在当地雇了四顶轿子，八个轿夫，准备给张学良上山下山，或特务队队长、队附接客人上下山之用。张学良很少下山，他当时以为这就是关押他的目的地，以后都会在山上度过，因此情绪比较安定。在苏仙庙期间，张学良花了很多时间看书看报。 春节过后的一天，张学良要下山理发，他当时穿一件蓝色的丝绸棉袍，戴一顶鸭舌帽，风度很潇洒。刘乙光陪着张学良进城，还带了12个特务随行。 张学良在街上逛了一会儿，找了一家女子理发店理发，给他理发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女性，脸上有麻子。回山后，张学良连称这个女的修面用刀手轻，手艺好。 在郴州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了一个名叫黄静宜的特务，指定他常驻城里邮局，负责秘密检查张学良一行人的信件。同时，戴笠又再三指示负责看管张学良的所有人员（包括宪兵连）与亲友、家属通信，决不允许谈到有关张学良的任何情况，如果发现，要受到严厉处分。 戴笠还叮嘱黄静宜：如有外面的人在来往信件中，有涉及张学良的地方，一定要根据收信人、寄信人的具体情况严加追究；应将信件有关的话涂去，或将信扣留。张学良本人对外寄信，必须交给特务队长刘乙光，由刘队长寄给军统局本部，再由局本部亲自审查或送蒋介石批示后始能发出；外面寄给张学良的信，全部由军统局本部转交给刘乙光，再转给张学良。 2月中旬，张学良要下山到城内东大街一家浴室去洗盆浴。照例是刘乙光陪同，12个特务随行。那天，张学良穿的仍是长袍，刘乙光与张学良在街上并肩而行，其余特务则尾随于前后左右。 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学良后，立即恭敬地立正敬军礼。张学良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刘乙光等人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 到了浴室门口，刘乙光对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刘乙光是唯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学良赶快回到山上去。 张学良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回去前，刘乙光要特务邱秀虎去找军统驻城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上午向张学良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邱秀虎找到了黄静宜，告知情况，两人立即一同去找郴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杰（曹杰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当时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驻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几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军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学良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此人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 情况弄清以后，邱秀虎与黄静宜马上上山向刘乙光汇报。刘乙光听了后，非常着急，他马上召集了队附许建业、宪兵连长童鹤年以及邱秀虎和黄静宜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刘乙光在会上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学良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 最后，刘乙光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军统局本部，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 刘乙光是郴州邻县永兴高亭司镇的人，他的家乡离郴州约四十公里。刘乙光惟恐住在苏仙岭出问题，便想迁往他家乡去。 第二天清晨，刘乙光和邱秀虎乘车去高亭司镇看有没有空房子可以搬家。刘乙光从郴州出发，经过永兴栖凤渡镇，快到油榨树镇时，在公路旁发现一所学校。这所小学本学期没有办，有房子二十间左右，门窗尚好。 刘乙光喜出望外，决定搬到这里，他找到当地乡公所，说：“我们是军委会的，要借这学校暂住一下。” 乡公所哪里敢拒绝，当即答应，刘乙光派邱秀虎去找泥、木工先修整三间房子出来给张学良住，他则回苏仙岭去准备搬家。 三天后，刘乙光带着全部人马搬了过来，就这样，张学良又经历了一次“搬家”，而这只是他频繁“搬家”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