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3日，得知蒋介石被扣留后，复兴社一片骚动，慌乱万分，邓文仪、贺衷寒、刘健群等人召集骨干分子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蒋介石。 邓文仪、贺衷寒等人在会上大肆叫嚣要采取武力手段，动用军事力量，武力进攻西安，他们此举其实就是为了配合12日下午，何应钦、戴季陶等主战派提出的“围攻西安”方案。在会上，复兴社骨干讨论后，通过了三项决议： 第一：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打电报给张学良、杨虎城，要他们亲自把蒋介石送到南京来“请罪”，如果张、杨拒绝，则所有的国民党军的黄埔军官，将率部围攻西安，并大肆轰炸，届时一切后完全由张、杨负责。 第二：以黄埔同学会名义，一致拥护军长部长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的总责（何应钦被任命为所谓的“讨逆军”总司令）。并通电全国黄埔军官，即刻准备待命，等到讨伐令下，率部前往西安救出蒋介石。 第三：复兴社总社向各地分社成员发出号召，让他们响应武力讨伐。 复兴社骨干们表面上看似是为了营救蒋介石，但实际上邓文仪、贺衷寒、刘健群等人是心怀鬼胎，他们这样做是向何应钦示好。虽然复兴社骨干分子大都主战，但是也有反对的，比如郑介民、戴笠等人。 郑介民后来回忆说：“复兴社在会上，主战主和争吵不休。贺衷寒、邓文仪等主战。特别是据有实力的桂永清迷信他的德械装备，率领一个教导总队，已经擅自向洛阳出动，一切以何老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之命是听。老戴（戴笠）和我以宋部长（宋子文）、蒋夫人（宋美龄）意图，逐日与胡宗南在电台上保持联系，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 时任复兴社特务处长的戴笠，在得知蒋介石被扣押后，几天来哭丧着脸，一筹莫展，他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后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决定亲自飞去西安与张学良面商，谈判和平解决，戴笠便自告奋勇随同前去，离开前戴笠将特务处事务交由副处长郑介民代理，戴笠到西安见到蒋介石后，挨了一顿臭骂，但却也因此赢得了蒋对他极大的好感。 复兴社在主战派占上风的情况下，会上通过了支持何应钦的决议。会后，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把这个决议案拿去征求宋美龄的同意，遭到宋美龄的竭力反对。 宋美龄认为这样做，是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她主张先由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和黄仁霖（励志社总干事，宋美龄亲信）乘飞机去西安探听消息，以及与张学良磋商和平解决办法，等他们到西安确认蒋介石还活着以后，再作最后决定。 但由于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早已存在利害关系的矛盾，而复兴社的骨干中也不乏幸灾乐祸主张拥何代蒋的人。当时何应钦在表面上虽然不得不同意宋美龄的主张，但实际上仍旧支持复兴社的决议案。 复兴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健群与何应钦的关系最深，复兴社的另一骨干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侄女婿，他们都主张实行这个决议案。尤其是桂永清，擅自由南京率救导总队开到渭南，配合国民党空军在上空轰炸扫射，企图进攻西安，后遭到东北军阻击，才暂时停止进攻。 后来，蒋鼎文带回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让暂停进攻，何应钦这才不得不下令空军停止了轰炸。 复兴社在蒋介石被扣押后，一些骨干分子耐人寻味的表现，后来被宋美龄、戴笠等人添油加醋地向蒋介石做了汇报。所以，当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极为气愤，他召来复兴社的重要负责人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大骂说：“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 蒋介石对复兴社的邓文仪、贺衷寒、刘健群等人不顾他的安全，强行通过主战决议，很是不满，更为关键的是，在端纳、宋子文、黄仁霖等人已经在西安见了张学良、蒋介石后，已经有了和平解决的途径，但邓文仪等人还是坚持主战，这不由得不让蒋介石怀疑这些人的真实用意，究竟是为了救他？还是另有所图，希望他永远回不来？ 因此，蒋介石在被张学良护送到南京后，立刻拿邓文仪、贺衷寒、刘健群等人开刀，尤其是贺衷寒、刘健群，直接被打入另册，对复兴社的失望，也让蒋介石有了取消这个组织的想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复兴社”的骨干成员大部分受到蒋介石的处罚或痛斥， 而在事变中对蒋介石表现得很“忠心”的胡宗南、宋希濂、关麟征、顾祝同、戴笠等人，则受到蒋介石的进一步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