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李宗仁在见到汤恩伯时，说：“我听说你和蒋长官的关系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究竟是怎么回事？”汤恩伯说：“蒋长官昏庸糊涂，受左右宵小包围，对我歧视。” 李宗仁说：“恩伯兄，论军界资历，蒋长官是你老前辈；论私谊，他与你又都是委员长的同乡。如你们二人尚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谁合作呢？你和蒋长官的摩擦，你纵无过，也是不对，何况你还不一定无过呢！在这大敌当前的局面，你们将帅不和是多么危险的事呀！本来，你们第一战区如闹糟了，我第五战区还可乘机表现一番。不过就大局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闹意见。” 最后，李宗仁一再强调说：“恩伯兄，我比你痴长十来岁，我这番话实在是为你好，希望你能接受！” 蒋鼎文当时接替卫立煌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不久，他到任之时，汤恩伯已然坐大。照理，论资历、论隶属、论军衔，汤恩伯作为一个中将副长官不可能不听从蒋鼎文这个上将长官的指挥。 但是，汤恩伯拥兵自重，而蒋鼎文从陕西一个人赴任，没有基本部队随从，是个“空头司令长官”而已。 蒋鼎文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除指挥孙连仲、孙桐萱、李家钰、庞炳勋等杂牌部队外，是无法指挥汤恩伯集团的。汤恩伯发出的电文，除一般的事务向重庆军政部联系外，其余重要的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至于设在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部，汤恩伯根本不理会。 李宗仁当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曾指挥过汤恩伯，对于蒋鼎文、汤恩伯之间的矛盾，他后来回忆说：“汤恩伯在第五战区不服从我，犹有可说，因为我曾经倒过蒋，是蒋先生所提防的人物。 汤恩伯后来被调到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是委员长的心腹，两人是浙江同乡，应该相处无间了。谁知道，蒋鼎文、汤恩伯二人竟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蒋鼎文召集会议，汤恩伯竟不去参加，甚至蒋鼎文打电话来，汤也不接。” 有一次，李宗仁途经洛阳，与蒋鼎文见面后，在谈及汤恩伯时，蒋鼎文大发苦水说：“你指挥过汤恩伯，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眼睛长在头顶上，哪瞧得起我们司令长官？他常常去告‘御状’，委员长不知底细，还常常打电话来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为的顾全大局。这个位子，我早就不想干了。汤恩伯想当长官，让他去当好了。但是我辞职，委员长又不准。” 接着，蒋鼎文就叙述他辞职不准的道理：“我也有我的长处呀！杂牌部队不怕我，我还可以指挥他们。可是他们怕汤恩伯，汤恩伯如当了长官，他们恐怕都要跑了。所以这一位子，汤恩伯想干也干不了，我辞也辞不了。” 对于汤恩伯的胡作非为，蒋鼎文也很有看法，在多年后他在回忆中直言：汤恩伯部驻防河南，到处私设关卡，强行收税，民不堪其扰。有一次，汤恩伯在河南一个县城的大街上走动，军服不整，佩戴不齐，手持手杖，遇见当地县长。这位县长根本不认识汤恩伯，语言不合，发生口角，汤恩伯居然用手杖当街殴打这位县长，把手杖都打断了，这种事连当年的北洋军阀都做不出，汤恩伯居然能够做得出来。 蒋鼎文还说：“在第一战区最令我痛心疾首的事，便是豫中会战中，汤恩伯部的十三军（军长石觉）军纪太坏，沿途扰民，老百姓组织起来，对于零星或小股汤部施行突击。我到了某一地方只带少数卫士。老百姓的武装围了上来，我说：“我是蒋鼎文，你们为什么要仇视我呢？”老百姓说：“我们还以为是汤恩伯呢。”老百姓对我是那般恭顺，那般可爱可敬，如果是汤恩伯，他早就遭殃了。” 第一战区的一个参谋回忆，在豫中会战时，汤恩伯从叶县前往洛阳开会。汤恩伯开了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台还有几个随从沿洛（阳）叶（县）公路去洛阳。他怎么也没想到，到了伊川县附近被武装的农民缴了械，除了枪，车子和无线电台也被抢走。最后汤恩伯只好带着随从步行，4天后才走到洛阳，向蒋鼎文哭诉这离奇的遭遇。在这战事紧急的4天里，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王仲廉、二十八集团军司令李仙洲等高级将领，用无线电台跟汤恩伯联络不上。蒋鼎文连夜找了一个在嵩县有名望的人，找到并说服那帮农民，把无线电台要了回来，汤恩伯这才重新开始指挥作战。 1944年4月17日，豫中会战打响，蒋鼎文、汤恩伯部一溃千里，损失惨重。 蒋介石大为震怒，派陈诚前往第一战区收拾残局，陈诚在详细了解情况后，非常吃惊，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直言说：“部队斗志低落：敌军蠢动之初，仅用数百人，后渐增至千人，我军均不战自溃。敌见我毫无斗志，始集中抽调大部队，连犯我密县、泛水、新郑、许昌等地。” 对于第一战区将帅不和，陈诚说：“汤恩伯喜欢排场，个性太强，不易接受别人意见。他和蒋铭三（鼎文）一正一副，蒋遇事不免延诿，汤则独断专行，说做就做，两个人各行其是，互不参商。” 从陈诚的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河南战败，蒋鼎文、汤恩伯都有责任，但是手握重兵的汤恩伯明显责任更重一些。 在蒋鼎文被撤职查办后，国民党内部都认为汤恩伯也会受到严惩，不料，汤恩伯受到的处分却是“撤职留任”，几个月后更是担任了黔桂边区总司令，这个任命一出，引发一片骚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