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怀疑侍卫长钱大钧有问题，叫来当面质问，钱大钧解开上衣露出被东北军枪击后留下的伤口，这才解释过去。 此后，钱大钧被免去侍从一室主任兼侍卫长的职务，虽然之后也先后担任一些职务，甚至包括航空委员会主任、上海市长兼警备司令这样的要职，但是在这两个要职上，钱大钧都没有待满一年，最后都是由于贪腐问题，遭到撤职。 1949年，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知道败局已定，仍不敢违抗命令，硬着头皮前往重庆赴任。 11月，钱大钧随同蒋介石由重庆飞往成都，12月，经海南去了台湾。到台湾后，钱大钧被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这是一个虚职，并无实际事情可做，属于靠边站了。 钱大钧对宦途早已心灰意冷，得此虚职居然也心满意足。钱大钧业余生活丰富，尤其爱好体育，酷爱足球，加上年轻时曾是足球队员，他因此先后被聘为台湾的体育联合会常务监事、体育会足球协会主任委员、体育促进会顾问、田径协会名誉会长等等，并多次带着足球队、篮球队、田径队参加各类运动会。 1955年，台湾发生“孙立人事件”，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庭讯时，钱大钧责问孙立人道：“你身为高级将领，为什么要密谋兵变？” 孙立人说：“审判长，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对我过去的战绩是很清楚的，我一向忠诚，如果稍有异心，总统也不会现在安居台湾。” 接着孙立人拿出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发给他的电报，电报是在蒋介石赴台前发出的，内容是邀请孙立人去日本东京与他会晤。孙立人又拿出一份会谈记录，是孙立人与麦克阿瑟在东京的会谈内容，涉及台湾防卫问题，其中麦克阿瑟在会谈时劝孙立人控制台湾，被孙立人当场拒绝。 钱大钧审阅了记录原文，只好对孙立人说：“我是根据监察院对你的调查报告组织军事法庭的，你今后权且闭门思过，过一段时间再作处置。” 之后，钱大钧将庭审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为孙立人求情，蒋介石因此判孙立人监禁。不久，钱大钧再次规劝蒋介石，说孙立人不会有异心，希望能给予从轻处罚。蒋介石答应了钱大钧的请求，允许孙立人在台中自己家中被监视居住。从此，孙立人开始了长达33年的软禁生活。已经失势的钱大钧，能为孙立人求情，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晚年的钱大钧，以养花、写字、运动打发时间，淡出了重要场合，于1982年7月21日病逝，终年90岁。 作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钱大钧早期表现突出，又文武兼备，深得蒋介石信任与倚重，因此升迁奇快。第一次东征中，钱大钧火线升官，由校本部参谋长升为团长，乃出于运气；二次东征结束后晋升师长，则是凭借战功。 不过，对钱大钧的能力和短板，蒋介石也是了解的。缩影在，1926年6月，在广州蒋介石的东山寓所，他召集将领商议北伐事宜，谈到留守一事时，则对钱大钧说：“慕尹啊，你就不要参加北伐了，留在广州守家吧。” 钱大钧一听这话，当即回答：“校长让慕尹守家，慕尹就守家，全听校长安排。” 当时的蒋介石，对钱大钧还是相当信任的，北伐时之所以不带这个亲信，是因为钱大钧虽号称儒将，实际上儒雅有余威猛不足，在战场上谨慎有加，难免缩手缩脚。相对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本人更乐于留守大本营。因此听说让他留守广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只不过表面上做出一副惋惜的样子而已。 钱大钧不善于指挥，这在国民党军中属于共识，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钱大钧带着一百多人的警卫连去前线视察，在一个小山遭遇300多土匪，这些土匪人数虽然优于钱大钧的警卫连，但是装备和战斗力都极差。警卫连长带着手下很快将土匪击败后，却遍寻不到钱大钧的身影。原来，战斗打响后，钱大钧带着几名参谋教官，躲到一个树林里去了。警卫连费尽周折才在小树林中找到了钱大钧。事后，一个名叫文振斌的学生说：“钱长官是当战术教官出身的，对战术作业是很好的，打仗的勇气就差些了。” 尽管如此，钱大钧还是不断受到提拔，到1933年调任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主任，指挥五个军，甚至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一度并驾齐驱，可谓风光一时。 后来，钱大钧出掌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同以蒋介石“文胆”著称的陈布雷共同主侍从室，可谓红极一时，显赫一时。然而，钱大钧于西安事变中的一个疏忽，招致蒋介石猜忌，从此江河日下。当然，钱大钧虽在战场上谨慎有加，算不上战将，但他在编练军队、拟定作战方案、充当高级幕僚等方面，其实也算是个人才这也正是蒋介石重用他的原因所在。 但钱大钧嗜财如命、贪污成性，直接导致他的两次被撤职，先是抗战期间在航空委员会主任任上，因私分军费被撤职，接着在上海市长任上，仍不忘敛财，据说钱私卖敌伪物资高达42亿元。 纵观钱大钧一生，虽曾显赫一时，但是细究起来，却也没有令人瞩目的成就，较早失去了信任，在蒋系的“八大金刚”中，他和陈继承属于垫底的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