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文强来到徐州，给杜聿明当副参谋长。见面后，杜聿明告诉文强，蒋纬国在徐州东郊十里创办了一所坦克兵学校，大家称之“铁牛学校”，规模不小，邀文强一同去参观。 文强陪着杜聿明坐车来到“铁牛学校”，进校后他们才知，蒋纬国已去南京，因为战火已迫在徐州，他要请示一下这所学校是结束，还是迁移。 参观战车设备时，文强是走马观花，杜聿明却十分内行，有时还爬上战车，动手动脚地操练一下，动作非常熟悉，甚至连士兵递给他的手套也不戴。学校的一位负责人悄悄对杜聿明说：“纬国教育长临去南京前对我说，学校是迁移还是停办，等他到南京请示后再决定。我们机械化官兵不怕辛苦，如能迁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大家不会有怨言的，要是停办，等于半途而废，未免可惜。请副座给南京去个电报，请纬国教育长不要知难而退。”杜聿明满口答应了，当晚他和文强返回徐州城内。 杜聿明、文强乘坐的汽车驶进北门，见到一群饥饿难耐的难民刚把一家小食店抢光。老板娘号啕大哭，店伙计们还在和难民们抢夺食品。军警前来弹压，逢人就打，行人满街逃窜，混乱已极。杜聿明命令司机停车，打算制止军警打人，不料有一群难民见到了长官，一下子便围了上来。 文强为了安全，捅了杜聿明一下，杜聿明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命令司机立即开车回总部去。司机大按喇叭，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杜聿明在总部给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打电话，询问北门里哄抢小食店的事他知不知道。谭辅烈回答知道，已派军警去镇压。并说，类似的风潮，天天都有几起发生，不镇压就会蔓延。杜聿明当即指示，不能一味镇压，让军警乱抓乱打，那也会把事体越闹越大，应该召开军警宪治安会议，商量一个稳妥办法，把难民安置好，才能做到“釜底抽薪”，真正解决问题。 杜聿明随即又派第二处处长李剑虹到警备司令部当面传达这一指示。杜聿明打完电话，坐在沙发上沉闷不语。如果不是卫士提醒，他连刘峙设晚宴请客的事都忘记了。 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别号“经扶”，杜聿明等黄埔将领都尊称他“经公”“经师”。刘峙最常用的笼络人的手法，就是请吃饭。他的餐厅有一张大圆桌，可围坐十四五个人，丰盛的酒席，往往使人一饭难忘。文强这天也享受到了这种礼遇。刘峙非常热情，把文强引到他的身旁坐下，殷勤布菜，十分亲热。当杜聿明把北门所见抢食风潮和处理办法向刘峙汇报以后，刘峙仍然笑容可掬，从容不迫地称赞杜聿明处理有方。 当杜聿明提到要打好守住南京北大门的一仗，必须佯攻济宁、实攻济南时，刘峙加重语气说：“这一切都要仰仗杜副总司令的指挥，才能马到成功了。”刘峙此话表面上是鼓励了杜聿明，实际上为自己卸了责。 徐州“剿总”按预定“佯攻济宁，实攻济南”的计划，先行封锁黄河运河，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攻，准备进行所谓的反攻，以夺回刚刚解放的济南。这个计划是经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同时也得到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认可。 杜聿明对这个计划非常自信，说：“只要行动迅速，是有八九分胜算把握的。可以一举夺回济南，。”杜聿明部署30万大军，沿陇海路，以海州为首、商丘为尾，摆下了一字长蛇阵。此时寒露已过，霜降将至，连日大雨倾盆，气候反常。 杜聿明命令参谋长舒适存率领前进指挥部人马于10月15日出发，移驻商丘前线，准备与邱清泉兵团一道行动；只留下副参谋长文强坐守大营，以便与刘峙保持联系。 舒适存在向文强道别时说：“成败利钝，在此一行。成则皆大欢喜，败则难见江东父老了。” 文强看出舒适存的信心不足，打气说：“祝你们马到功成，我们伫候佳音！”舒适存默然未答，在雨声中挥手而去。 不料，文强返回总部，却意外得知：杜聿明正要出发前线，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要杜聿明暂不动身赴前线，立即到飞机场等他，同去东北收拾败局。 文强得知后大惊失色，随手写了封短信，让李剑虹立即赶往前线，送给参谋长舒适存，信上说：“光亭副总座奉命随侍，总座尚未明详情，容当再告。”文强还叮嘱李剑虹说：“此事不可外传，你只向参谋长报告，其他的就不必去多加分析了。今后行动，请参谋长等候总部命令。” 文强知道刘峙一向说杜聿明是自己在徐州的“灵魂”，这次“灵魂”突然飞走，刘峙连指挥都不会了。 文强去了总部，刘峙很担忧地对他说：“光亭来电，说已发表新职，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辽热冀边区总司令，在葫芦岛指挥援锦战役。我们的‘佯攻济宁，实攻济南’的计划，因光亭北调，恐难按原计划实施。”“ 文强说，“杜副总座目前是很难再回徐州了。我们的大军已部署在铁路沿线，形成一字长蛇阵，要赶紧收缩，否则若被拦腰切断，首尾不能相顾，机械化部队无法施展威力，后果实难预料。请总座指示。” 刘峙指示说：“请立即令前线各部，就地停止进攻，构筑工事，严加防范。”刘峙见杜聿明一走便一筹莫展，文强顿时心如死灰，清楚这仗还没有打，就已经要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