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亲送老蒋回南京，走前，老蒋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不会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中所体现的大无畏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其根本源自坚定的信仰支撑。毛泽东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同样一个士兵，在国民党军队中表现得怯懦无力，但加入共产党后却异常勇敢，其原因就在于“民主主义”的理想教育。 与之相比，国民党的军队和百姓作战并非基于信仰，而是为了一己私利。缺乏共同目标的军队在战场上自然难以维持士气，一触即溃成为常态。地方军阀在面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时也表现出“自保”的智慧。他们意识到剿共并非单纯的军事任务，而是可能引发自身被红军消灭的危机。 因此，许多地方军阀选择了“既不能输，也不能赢”的策略。他们与红军“相安无事”，只是形式上“开两枪”以示配合，实际上则故意放行。红军沿途甚至发现地方军在道路上写下标语“有劳远送”，无声地表达了对红军的暗中支持。 1937年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群龙无首，一部分官兵接受换防，另一部分“少壮派”则坚决要求释放张学良，否则誓与中央军决战。2月2日，少壮派发动兵变，枪杀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西安陷入一片混乱。 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十分担忧，他通过多封信函劝告部下以大局为重，避免内乱，但效果有限。在东北军濒临自相残杀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亲自前往王以哲家吊唁，并通过多次谈判和安抚，成功平息了事态，最终避免了内乱的发生。 当时，许多东北军官兵希望加入红军，但周恩来以维护东北军完整为由予以婉拒。他认为，东北军正处于艰难时刻，不应趁人之危扩大红军的力量。张学良知晓此事后，对红军的高风亮节深表敬意。 ＂汉卿，不必送了。＂1936年12月25日的午后，蒋介石站在西安机场，望着即将启程返回南京的飞机，转身对张学良说出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提醒张学良，南京那边恐怕不会轻易原谅这次的事变，前去反而会惹上麻烦。这句看似体贴的劝告，背后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深意？ 要理解这场历史性的告别，需要回溯到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中国政局。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破了东北的城池，但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个决策，对于失去故土的东北军来说，无异于一记重击。 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煎熬。他既要执行蒋介石＂剿共＂的命令，又要面对部下们收复故土的热切期盼。这种矛盾最终在1936年12月12日达到了顶点，西安事变就此爆发。事变的初衷，按照张学良后来的说法，是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政策，实现抗日救国的目标。 事变期间，各方势力展开了复杂的博弈。宋美龄亲赴西安调停，周恩来代表中共参与谈判，使得局势出现转机。在谈判过程中，张学良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他多次向蒋介石表明：此次行动并非意在加害，而是为了改变国家的抗日政策。 然而，事变和平解决后，形势却并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虽然蒋介石答应了联合抗日的要求，但他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这种态度让张学良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张学良晚年曾坦言，“如果是我领导长征，恐怕走不了1000里。”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红军的强大组织能力，尤其是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军事智慧。他在与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的交流中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指挥艺术，称其创造的“四渡赤水”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张学良回忆，东北军曾与红军交战，但如果换作东北军进行长征，很可能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困下全军覆没。 根据历史资料披露，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秘密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当时国共关系的复杂局势，毛泽东并未答应。张学良对中共的意见十分重视，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周恩来多次密谈，表达了对中共的信任和敬佩。周恩来也曾称张学良为“千古名臣”。 1935年底，张学良在南京开会时，接到前线两个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他为这些士兵的牺牲深感痛心，但更令他失望的是国民党对伤亡的漠视。遇难士兵的家属得不到抚恤，受伤军官仅能拿到一纸条子，却无法领取补偿。这种无视士兵生死的态度，让张学良对国民党的管理彻底失望。他列举了多个例子说明国民党大失民心，例如老百姓借欢迎宴席之名埋设炸弹，炸死了刘殿华等军官。他感慨，“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国民党丢失大陆，根源在于失去了民心。 1990年张学良恢复自由后，选择定居夏威夷，过着低调的晚年生活。张学良的生活来源不仅依赖于张作霖遗留下的大量土地和财富，还得益于他对古董字画的收藏。他的收藏兴趣受郭松龄影响，自少年起便精研古玩字画，逐渐练就高超的鉴别能力。 一次，他在天津的旧书店中发现了一幅污损的画作，经鉴定竟是南宋画家李唐的真迹。这种慧眼识珠的能力使得他在收藏领域颇有建树。张学良一生的起伏，既是个人命运的波折，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