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东北蒋军13军军长石觉和杜聿明闹得势头水火，发牢骚说：“东北的七个军长，五个都反对杜聿明。” 石觉是黄埔三期生，自1929年到汤恩伯的教导旅任营长后，长期追随。汤恩伯和石觉情同父子，后来还将他认作“干儿子”。 1942年7月，13军军长张雪中升任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13军是汤恩伯的起家部队，该军的装备和兵员都是优先供给的，历任的军长都是他的亲信。 张雪中走后，谁来当13军军长呢？当时13军有两个副军长，一个是马励武，另一个是石觉。马励武是黄埔一期生，资历高于石觉，但最后却是石觉升任13军军长，马励武不久后被调去29军任军长。 国民党中将文强回忆说：“汤恩伯后来一度拥兵四十万，但他始终把13军当做最基本的部队，对该军军长的人选是极为慎重的。张雪中走后，13军军长一职，论年资、‘功绩’和各种条件，都应由马励武继任，然而汤恩伯感到给马励武不如给石觉更为可靠，因为石觉是汤恩伯的干儿子，是真正信得过的人。” 文强说漏了一点，那就是马励武的“出身”有问题。马励武尽管在汤恩伯的13军任职多年，但他早期在陈诚的11师任过职，汤恩伯和陈诚关系微妙，当然不会把13军交给马励武。 汤恩伯让石觉任13军军长，是出于私心，但从后来的表现来看，马励武虽是黄埔一期生，但军事能力堪忧，实非主力军军长的好人选。 1944年，汤恩伯在豫中会战中大溃败，损失二十万人马，丢失了赖以发展的地盘，一度被撤职查办。此后，汤恩伯虽被老蒋再次起用，但再无昔日“中原王”的威风。 豫中惨败，13军损失也不小，但主力尚存，汤恩伯后来担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将美械装备及兵员优先供给13军，使得13军实力大增。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率第三方面军去上海受降，不久后老蒋釜底抽薪，不征求汤恩伯的意见，一纸调令将13军调归新任命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 1945年11月，杜聿明指挥石觉的13军、赵公武的52军，向山海关发起进攻，打响了蒋军抢占东北的第一枪。 此后老蒋又先后将陈明仁的71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孙立人的新一军，及滇军两个主力军（60军、93军）调到东北。手握七个军的杜聿明，成为当时蒋军黄埔一期生中，除胡宗南之外，指挥部队最多的人。但若从部队质量和战斗力来看，归杜聿明指挥的这七个军，没有战斗力差的，兵员也很充足，使用起来，比之胡宗南集团良莠不齐空有其名的三、四十万之众，其实要好用的多。 这七个军，杜聿明指挥最顺手的是新六军和52军，其他五个军，指挥起来或多或少有问题。其中，最让杜聿明感到头疼的就是石觉和孙立人。 相比孙立人，石觉其实更为跋扈。孙立人和杜聿明有矛盾，但主要集中在对作战的分歧上，孙立人虽然多次抵制杜聿明的计划，但如果他认为计划可行，却也会积极执行的。 石觉则不然，他仗着有汤恩伯为后台，一直想自成势力，得一个省主席的头衔，杜聿明对石觉不喜，自然不会在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面前推荐。在东北期间，石觉和杜聿明是全方位的不和，其矛盾不止于军事上。 1946年2月中旬，13军89师的一部在秀水河子被我军包围后，大部被歼灭（1600余人）。石觉在军事会议上抱怨援军来的太慢，杜聿明说：“援军行动很迅速，是你的部队败得太快。” 石觉大怒，和杜聿明争吵起来。此后，类似的争吵不少，石觉认为在杜聿明手下难以出头，决定另谋出路，他逐渐将13军主力撤往热河，虽然热河当时也属于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部的防区，但属于“边缘地带”。 1946年9月，石觉和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联合作战，两人有了一定交情，石觉认为傅作义的指挥水平高于杜聿明，产生了彻底脱离东北战区的想法。 1947年冬，张垣绥靖公署、保定绥靖公署撤销，原部队和防区全部划入新成立的华北“剿总”司令部，傅作义任总司令。在石觉的活动下，热河及13军正式划入华北“剿总”。 此后，石觉兼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热河省保安司令，省主席被架空，他成为实际主持热河军政的大员。13军在东北作战时，三个师都遭受不同程度打击，尤其是基干部队89师，在四保临江的战斗中损失大半，元气大伤。 驻军热河期间，石觉大肆扩军，靠着保安司令的头衔，新编练了6个保安团，后又将这些保安部队扩编为两个师。有了五个师番号的石觉，很是骄横，叫嚣说：“有13军在，就有热河在！” 辽沈战役结束后，石觉见热河已难守住，带着部队仓惶逃往北平。老蒋为了牵制傅作义，任命石觉为第九兵团司令官，这个番号是在辽西覆灭的原廖耀湘第九兵团，属于歼灭后重建的，实际只有五个师。 北平和平解放时，石觉、李文等蒋军顽固将领乘飞机逃离。石觉到南京后，被老蒋任命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淞沪防守司令，充当汤恩伯的副手。 随着蒋军的兵败如山倒，石觉跟着汤恩伯逃去台湾。相比汤恩伯到台后遭到冷遇，石觉受到蒋氏父子继续重用，这在逃台的广西籍的黄埔生中，是极为少见的。（图片：石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