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远洋航行郑和船队零坏血病欧洲水手为何半数回不来

编辑：三金

1498年，达·伽马率船队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这趟航行被欧洲奉为大航海时代的里程碑。然而代价触目惊心：出发时约一百六十名船员，最终活着回到里斯本的仅五十五人，其余全部死于一种叫"坏血病"的怪症。三十年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更加惨烈，两百多人出发，最终仅十八人生还。

但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郑和的船队已经七次穿越印度洋，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队伍，史料中却几乎没有坏血病大规模爆发的记录。同样是在海上漂泊数月，为什么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答案藏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船上的饭桌。

大明的海上厨房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第一次率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驶向西洋。这支船队的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对手：大小船舶两百余艘，船员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其中最大的宝船据《明史》记载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即便按照后来学者的保守估算，长度也在七十米以上，远超同时代欧洲任何一艘船只。

要让这么多人在海上吃饱，首先靠的是船队本身的分工设计。郑和船队并不是所有船都装人或装货，而是有一套精密的分类体系。粮船专门运载米麦谷物和副食品，水船专门储存淡水，两类运输船加起来至少三十五艘。按两万七千人、航行两年计算，仅粮船就需要十五艘以上，水船则需要二十艘。这种专设水船的做法，在当时的世界航海史上几乎是独一份。

船队出发前的准备也极为充分。曾随郑和远航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记载，船队携带的食品种类繁多：不易变质的米麦等谷物、各类豆子是基础口粮；肉类和水产经过盐腌、酱渍、醋泡、酒糟浸泡或烟熏晒干等方式处理，保质期大大延长；水果则被晒成果脯，或用蜜、糖渍存。这些食品加工技术在明初已相当成熟，并不是郑和船队的发明，但被系统性地运用到远洋航行的后勤中，效果惊人。

更关键的是，郑和船队不只是"带干粮出门"，它在海上建起了一整套活的食物供应系统。

船上可以养鸡鸭等家禽，甲板上专门辟出区域畜养活禽，随时宰杀供应新鲜肉食。船舱里设有活水养殖区，利用海水和淡水混合的方式养鱼养虾，途经鱼类丰富的海域时还会就地捕钓。更令人惊叹的是，船员们在木盆里种蔬菜。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半个多世纪，北非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在他的《游记》中描述过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船员们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和生姜，供日常食用。到了郑和时代，这一传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所有船上种植的蔬菜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是豆芽。绿豆和黄豆本身不含维生素C，但一旦发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明初韩奕的饮食专著《易牙遗意》中详细记载了豆芽的培育方法：将绿豆冷水浸泡两天，换水淘洗后烘干，铺纸于洁净地面，上覆盆盖，每日洒水两次，几天后芽便长成。这套方法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不受季节影响，四到七天就能收获，在船舱这种密闭环境中也能操作自如。

豆芽中的维生素C含量虽然不算特别高，但对于长期吃不到新鲜蔬果的远洋船员来说，这是一条宝贵的生命补给线。再加上郑和船队的水手多来自扬州等江南地区，日常有喝绿茶的习惯，而绿茶以浸泡方式饮用时也能提供少量维生素C。豆芽加绿茶，再配合沿途靠岸补充的新鲜蔬果，构成了一张粗略但有效的营养防护网。

从航海图上看，郑和船队的航线大多沿着海岸线行进，途经中南半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印度半岛等地时，都会停靠补给。巩珍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特别强调，淡水补给是"至急之务，不可暂弛"，说明船队对靠岸补充物资有高度自觉的制度安排。

欧洲的海上噩梦

把目光从印度洋转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同一个时代的欧洲航海家们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1519年8月，麦哲伦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码头亲自监督装船。五艘帆船上装载的食物，采购金额几乎等于全部船只的制造成本，但即便如此也只够前几个月吃。在这些食物中，将近五分之四是红酒和硬饼干。没有新鲜蔬菜，没有活禽，没有任何船上种植的安排。普通水手的日常配给是一磅咸肉、一磅硬饼干和三到五升酒。为了防火，船上一般不允许支灶做饭。

问题在于，这些食物在海上根本撑不住。硬饼干在潮湿的船舱里很快发霉生虫，几个星期后就变成一堆爬满象鼻虫的碎屑。咸肉同样会腐败，有些肉因为保存时间太长——有时长达数十年——已经硬到可以被水手们雕刻成玩具。淡水在木桶中储存数周后变黄发臭，长出绿色的藻类。

麦哲伦船队随行记录者皮加费塔留下了一段触目惊心的描述：已经三个多月没吃过新鲜食物了，饼干成了爬满象鼻虫的渣屑，散发着鼠尿的臭味；喝的水在日晒下存放太久，一闻就想吐；船员们不得不吃覆盖在桅桁上用来保护帆索的牛皮，那些牛皮经风吹日晒已经硬如木板，必须先泡四五天海水再用余火烤着吃；他们甚至吃锯末，一只老鼠能卖半个金币。

在这样的饮食条件下，坏血病不请自来。人体如果连续六到十二周得不到维生素C的补充，就会开始出现症状：先是四肢无力、精神消沉，然后腿部浮肿、关节肿大，牙龈肿胀出血、牙齿脱落，皮肤下大面积出血，最终器官衰竭而死。达·伽马那次航行中，一百六十人里有一百多人死于坏血病。麦哲伦环球航行中死于此病的也有七十多人。1740年，英国海军将领乔治·安森率两千多名水手出海，归港时只剩几百人，幸存者脸色发青、遍体伤疤。

更讽刺的是，解决方案其实近在咫尺。1753年，苏格兰海军军医詹姆斯·林德通过对照实验发现，柑橘类水果可以治疗坏血病。这是医学史上最早的随机对照试验之一。但林德的发现并没有被海军采纳——原因之一是新鲜水果在船上保存不了多久，而林德建议把柠檬汁煮开装瓶保存，却不知道高温会破坏维生素C，导致煮过的果汁完全无效。

就这样，从林德发现柠檬汁有效到英国海军真正在军舰上配发柑橘类食品，中间隔了将近半个世纪。从1756年到1763年，仅英国海军就有超过十万人死于坏血病。直到库克船长在远航中强制船员吃泡菜和柑橘、频繁靠岸补充新鲜蔬果，才第一次创造了远航不患坏血病的纪录。而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等到十九世纪初罐头技术的发明。

与此同时，早在十五世纪初，郑和船队就已经用一把豆子、几盆泥土和一套成熟的沿海补给体系，在实践中规避了这个欧洲人花了三百年才弄明白的问题。

一把豆子背后的文明差距

郑和船队和欧洲船队在饮食上的巨大差异，表面上是技术和经验的不同，深层里折射的是两种文明对待"吃"的根本态度。

中国自古就是农耕文明，饮食文化中对蔬菜、豆类、谷物的重视根深蒂固。"五谷为养，五菜为充"是几千年来的基本营养观念。中国人善用大豆，不仅发明了豆腐、豆浆、豆酱，还发明了豆芽——一种几乎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就能在几天内"种"出来的新鲜蔬菜。在位于马六甲的郑和文化馆里，展出的器具中就有用于磨豆浆的石磨，并有记载称郑和船队携带了卤水来点豆腐。可以说，中国人把整套豆制品加工链搬上了船。

而欧洲的饮食传统以肉、面包、奶酪和酒为主，蔬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穷人的食物，不受重视。远洋航行时，欧洲人想的是如何把肉和面包保存得更久——腌制、烟熏、风干——却很少考虑如何在船上获得新鲜的植物性食物。他们也不了解蔬果对于健康的关键作用，毕竟维生素的概念要到二十世纪才被科学界正式确立。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麦哲伦船队中，普通水手大批死于坏血病，但麦哲伦等高级军官却没有得过此病。原因在于，高级人员会自带一种叫"榅桲糕"的零食——榅桲是欧洲常见的水果，熬煮成果酱时要掺柠檬汁，恰好提供了额外的维生素C。也就是说，同一支船队上，军官靠无意间的饮食习惯活了下来，士兵却因为吃不到任何含维生素C的食物而成批死去。等级制度甚至决定了谁能活着回家。

郑和船队则不同。虽然船上也有严格的等级分工——指挥官、千户官、百户官、水手、工匠、医士各有其位——但在饮食供应上，整个船队采取的是统一后勤体系。粮船和水船为全体人员提供补给，船上种植的蔬菜和发出的豆芽，所有人都能分享。船队还配备了一百三十多名医官和医士，这在当时的任何一支欧洲船队中都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