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武术家寇运兴在德国柏林表演武术，遭到芬兰拳击手挑衅，说：我要用拳击冲击你，你不敢，那就公开认输好了，寇愤而应战，比武开始寇出了一招，不想出现了意外。
中国此次派出69名运动员参加柏林奥运会，同时另有一支6男3女组成的武术表演队。正式比赛成绩很不理想，撑杆跳运动员符保卢是少数闯过预赛关口的人之一。恰在这种情况下，九名国术选手成了中国代表团在赛场外最受关注的一群人。
这九个人也不是街头临时找来的“江湖好汉”。1936年2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发布国术预选办法；截至4月30日，有25人报名；5月11日在上海申园健身房选拔，之后确定六名男选手和三名女选手。寇运兴能够进入这个名单，靠的是当时国内国术体系里的真实资历，而不是后世替他包装出来的神话。
他们抵达欧洲的过程同样谈不上轻松。6月26日，中国代表团从上海黄浦港乘意大利邮轮启程，经过二十多天海上航行，于7月20日抵达威尼斯，23日转抵柏林。随后国术队几乎没怎么闲着，汉堡、柏林等地连续安排展演。这支队伍的任务很明确：让外国人亲眼看看中国自己的传统体育到底是什么。
更大的时代背景不能丢。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被纳粹德国大规模用于政治宣传，德国方面刻意向外国来宾塑造强大、秩序井然乃至“和平”的国家形象。巨大的体育场、旗帜、电影、仪式都经过精心设计。中国武术队就在这样一个高度讲究国家形象展示的舞台上出现，其意义自然不只是几套拳脚。
8月11日的正式武术表演，才是有较扎实史料支撑的重头戏。国术队先介绍中国武术的历史和特点，还把《中国拳术之概要》译成外文分发。整场表演分20节，持续约一小时，现场有三万余名观众。寇运兴展示的是棍术，其他队员则带来了双刀、少摩剑、九节鞭、飞叉、绵掌、花拳等项目。
这一幕比“一个中国人打倒一个外国拳王”更有分量。1936年的中国积贫积弱，国际社会中针对中国人的偏见并不少见。体育赛场失利之后，中国运动员没有什么金牌可以炫耀，可数万外国观众却愿意为中国传统武术鼓掌，这已经是在用自己的文化回答外界：中国并不是只有别人想象中的贫弱形象。
至于芬兰拳手的挑战，很可能正发生在这种强烈反差之下。国术本来被不少西方人当成带东方色彩的表演，一旦现场效果出人意料，必然会有人追问：这些招式究竟能不能用于实战？寇运兴选择接受较量，放到那个年代并不难理解。他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个人输赢，还有外国人对中国武术、甚至对中国人的轻视。
寇运兴真正令人佩服的地方，也不是网络文章里那些越来越玄的招数。他敢站到世界性的舞台上，把自己几十年练出来的本事摆给不同国家的人看；面对质疑时又没有躲开，这已经够硬。中国武术的尊严，不需要建立在一个芬兰人到底摔了几米、断了几根肋骨之上。
还有一点经常被忽略：国术队赴德并非只打一场表演就回家。他们在德国停留近两个月，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多次登台，还印制太极操和中国武术资料赠给外国观众。8月18日，中国代表团举行宴会时，又把部分资料留给中国驻德使馆继续传播。这里面已经带有相当明确的文化交流意识。
从这个角度回看，1936年真正值得记住的是一种很朴素的倔强。正式奥运赛场上没有奖牌，那就把自己的传统体育练到让别人愿意看；外界不了解中国武术，那就翻译资料、公开演示；有人质疑实战能力，也有人站出来回应。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手里筹码并不多，却没有因为弱就放弃向世界介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