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1956年从重庆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来到这里他发现管理方式和在重庆时有一些区别，比如管理所规定改造的战犯们要在每一星期中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挑饭菜开水等，并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为”的办法，听凭自己选择一项或两项，自己认为身体不好或对这些不感兴趣时也可以不参加。 不过既然是改造，战犯们自然是都要积极地报名的，说实话谁不想早点被释放呢！刘嘉树（曾任第17兵团司令官）对沈醉说：“你不要以为说‘可以不参加’，你要真的不参加，到时用棉花也塞不住耳朵（指‘同学’的批评）。”刘嘉树报名参加了缝纫组从事铺棉花、补破衣裤等最轻微的劳动，沈醉也报名参加了缝纫组。 后来又成立了理发组，只有牟中珩（曾任第2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一人报名，这是因为理发毕竟是个技术活，牟中珩过去在山东管理所时学过一点理发。牟中珩觉得一个人太孤单，便积极动员沈醉参加这个理发组，由于理发组和缝纫组工作不冲突相对比较清闲，只有每星期日理一次。沈醉一开始不大愿意，嫌给人理发太脏，站着工作也累，牟中珩劝沈醉说：“久了就习惯了”。沈醉不好推辞，就只好同意参加这个理发组。 缝纫组成立后，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便搬来几部旧缝纫机，可是，没有人会使用。正在为难时，杜聿明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缝纫组，并说他会使用缝纫机，当时杜聿明因病已经摘掉了一个肾脏，按照规定他是可以免除劳动的，不过杜聿明很积极的来的了缝纫组。 裁缝组的其他人都以为杜聿明在吹牛，大家都不相信杜聿明这个大名鼎鼎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会干这活。杜聿明告诉大家，他在担任机械化军长（第五军）时，曾办过一个缝纫工厂，由他妻子曹秀清任厂长，他不但对坦克车等有兴趣，会修会拆，对缝纫机也一样会弄。果然，杜聿明一坐到机器旁，便能运用自如。在杜聿明的带动下，缝纫组的其他人也很快地掌握了技术。 缝纫组的工作主要是缝补战犯穿的衣裤，好坏都没关系。沈醉一开始小心翼翼，居然缝了半条裤子，他一高兴便有点“艺高人胆大”，骄傲自满起来了，当沈醉正准备把另一只裤腿缝好时，机器刚一踏动，只听到“啪”的一声，针折断了！沈醉急得满头大汗。杜聿明也连忙跑过来，急得连连摇头。 沈醉和杜聿明都很紧张，沈醉写了一个检讨，说了一大堆，什么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等等。结果却大出意料，管理员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下次留心点。”沈醉和杜聿明这才如释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