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日，郑洞国召集新7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60军军长曾泽生等人开会，准备趁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锦州之际，让困守长春的国军向沈阳方向突围。 李鸿、曾泽生等人对突围都没有信心，经郑洞国再三坚持，最后才议定，抽调新7军的38师和第60军的182师，向长春西北方向先作试探性突围。郑洞国计划是先夺回大房身机场，然后在飞机接应下全军突围。 10月3日，天刚亮，新38师首先打响，激烈的枪炮声霎时响彻西郊。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郑洞国接到李鸿打来的电话说：“司令官，不行啊，我们攻不上去呀!” 郑洞国严厉地对李鸿说：“你要有信心，不要怕伤亡，一定要打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撤!”说完，郑洞国放下听筒，驱车赶往新38师师部，亲自指挥督战。 在该师师部时，李鸿和新38师师长陈鸣人告诉郑洞国，他们自清晨以来已发动了几次进攻，但因解放军的火力强大，都被打退了，至今阵地未能向前移动一步。郑洞国听后很生气，认为是他们缺乏信心，指挥不力所致，命他们重新调整兵力，组成几支梯队，轮番向解放军阵地进攻。同时，命182师也加入战斗。 过了片刻，新38师和182师攻击部队在炮兵支援下再度发起冲锋，战况十分激烈。郑洞国通过望远镜观察到，进攻的步兵因饥饿过久，体力不济，运动很慢。有几次突击部队好不容易接近解放军阵地前沿，马上又被解放军反击下来，伤亡很大。 李鸿在旁急得不住地唉声叹气，郑洞国装作没听见，仍然下令不停地进攻。战至中午，阵地也仅向前推进了几里地，此后便再也打不动了。此刻，郑洞国才痛切地感到，长春的国军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他为此心中焦躁万分。 10月4日下午，郑洞国请曾泽生到第一兵团司令部，命他再由第60军暂21师派出一团兵力助攻。曾泽生垂首无语，半晌才抬头恳切地对郑洞国说：“桂公，现在部队士气非常低落，城外有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师的兵力，围得很紧，我们根本突不出去，这样打下去只能徒遭伤亡。” 郑洞国有些生气地反问：“那么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吗?”曾泽生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沮丧地说：“桂公一意要打就打吧，反正我们60军是没有办法了。” 看见曾泽生无精打采的样子，郑洞国虽然恼火，却还是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劝慰了他一番。曾泽生返回第60军军部不久，还是勉强增派了一团兵力，当然也只是摆摆样子，并未认真打。 长春起义后，曾泽生曾对郑洞国讲，他那时其实已有意举行起义，本想试探一下郑洞国的口气，争取一起行动，但见郑洞国态度顽固，只好收住不说了，不过，郑洞国当时根本没有察觉到曾泽生的意图。 以后郑洞国又让部队在西郊打了三天，但还是毫无结果。任凭郑洞国和各级官长如何亲自督战，士兵们也不肯卖命了，有时甚至只要解放军的回击炮火一打响，出击部队便自动退回原阵地。郑洞国又气又急，却毫无办法。 这时，东北“剿总”指示郑洞国可使用毒气弹突围，但被郑洞国拒绝了。在这以前，郑洞国就接到过这样的命令，但一直没有执行，一直到长春解放，郑洞国都没有想过要动用毒气弹。在这一点上，郑洞国比黄维、杜聿明都要有底线的多。 10月7日下午，解放军发起了一次反击，曾泽生第60军方面一度吃紧，郑洞国和李鸿闻讯后匆匆赶至设在一家面粉厂内的第60军临时军部。 郑洞国和李鸿刚一进门，曾泽生便气冲冲地朝郑洞国大声说道：“司令官，弟兄们都饿着肚子，实在打不下去了。这几天伤亡这么大，再打就要把队伍拼光了。请您下令无论如何要在今晚把部队撤回来吧！” 郑洞国也知道突围没有多大希望，可又不甘心就此作罢，便扭头问李鸿：“李军长，你的意见如何?” 李鸿早就没有突围信心，只是不敢言明，此刻见曾泽生已先公开表示异议，也连忙附和道：“桂公，看来现在突围是不行了，先把部队撤回来再说吧!” 见两位军长都坚决表示不愿再突围，郑洞国认为再固执己见恐出意外，只好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下达了撤退命令。郑洞国知道，这次突围不出去，一旦解放军攻克了锦州，腾出手来，那么就再无任何机会了。 10月10日中午，几架飞机突然飞临长春上空盘旋，郑洞国意识到可能是来送紧急命令的，立即打电话给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要他派人联络，果然没多久，杨友梅便急匆匆地来到郑洞国的住处，报告说：“司令官，空军空投下来紧急公函，请过目。” 郑洞国连忙接过一看，原来是蒋介石分别写郑洞国和李鸿、曾泽生的亲笔信，信的大意就是让长春守军即刻突围。郑洞国于是便让李鸿、曾泽生前来商议如何突围，李鸿突然患起伤寒症，高烧不退，由副军长史说前来。 史说和曾泽生两人看过信后，曾泽生苦笑说：“总统下命令容易，真正突围谈何容易？我军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的“。郑洞国一听，也觉得突围根本不现实。 可是不突围又能如何呢？10月15日，解放军攻克锦州，郑洞国只好再次准备突围，以求一线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