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张维玺化装潜入开封，去见当了伪军司令的孙良诚，他对孙良诚说：“冯玉祥先生对你投敌非常痛心，他希望你能迷途知返。” 孙良诚和张维玺都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位列“十三太保”（其余十一人为孙连仲、佟麟阁、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过之纲、闻承烈、程希贤、葛金章、赵席聘、韩多峰）。 张维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不久前他的父亲、妻子被日本宪兵抓捕去了济南，日本人以此为要挟，让张维玺前往济南担任伪职。张维玺思前想后，决定前往开封，去找投敌后当了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的孙良诚，希望孙良诚念及往日情谊，出面保释父亲及妻子。 孙良诚对张维玺的突然来访，非常吃惊，寒暄几句后，他对张维玺说：“楚玉（张维玺字楚玉）兄，说起这些事儿真是一言难尽, 三年前我到河北后，鹿钟麟委任我为冀鲁战区游击指挥官，当地的情况十分复杂，我虽然名为指挥官，实际能指挥动的只有赵云祥的部队，其余的武装都不听命，而我带的兵少武器又不足，无力抵抗日军的‘扫荡’，只好四处转移，处境十分艰苦和危险。” 孙良诚又说：“有一次，我带着总部和特务连以及赵云祥拨给的一个团驻在山东故城的李窑头村，就被日军觉察，他们从德州派出汽车数十辆载着步炮兵千余人，将村子包围，我命令官兵拼死抵抗，如果敌人冲上来就用大刀劈，并说：‘我和你们在一个战壕里拼命，谁要是逃跑，立即军法从事。’日军见用炮火攻打不下，又用毒气熏，我命令官兵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没人中毒, 到了傍晚乘敌人炮击后，步兵还没出击的时候，我带着部队迅速撤离，一口气跑出五里多地，才脱离险境。” 张维玺插话说：“后来你在山东当鲁西行署主任为什么被撤了职？” 孙良诚叹口气说：“二年前，鹿钟麟又委任我当鲁西行署主任，所管辖的几个县根本满足不了军队供给，武器损失也得不到补充，真是一筹莫展。后来汤恩伯当了第一战区副司令，更是苛刻，只想吞并我的部队，他用明升暗降的手法，让我当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打算夺我的兵权，气得我说：‘让我当何柱国的副司令，不如回天津卖晚报去！’，因为我不听他的指挥，便不给经费，不补械弹，当我提出购买时，他竟以一粒子弹一角钱来刁难。有人说我只想当官，不打日本人，可是饷不足，枪弹缺，连衣服都不够，拿嘛带着弟兄们拼命杀敌，真是有苦难言, 以后，汤恩伯向何应钦告我的状，不久，汤恩伯来电免去了我的行政公署主任职，就这样步步紧逼，我真是走投无路。” 对孙良诚的这番“解释”，张维玺并不相信，因为孙良诚在1942年4月在鲁西南率部投敌时，手下有2万多人，完全是在兵力充足的情况下，主动当汉奸的。 张维玺质问说：“你以后怎么办？甘心在这儿当汉奸？” 孙良诚沉默了一会儿说：“走到现在这一步，也想过要留一条后路，听说张岚峰（时任汪伪第一军军长，驻归德）与河西（蒋管区）有联系，不过，汤恩伯的部队在那儿，汤恩伯是出了名的三抓，抓军队、抓地方、抓钞票，我和他有过节儿，要和他打交道不容易。” 就在两人谈话时，一个传令兵进来向孙良诚报告：“井福顾问（伪开封绥署日本顾问）请总司令去绥署议事，孙良诚对张维玺说了声以后再谈即匆匆离去。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孙良诚邀请张维玺去绥靖公署赴宴，一同参加宴会的有甄纪印（孙良诚的参谋长）、郭念基（孙的总参议）、赵云祥（伪第四军军长）、王清瀚（伪第五军军长）、潘自明（伪三十八师师长）、戴心宽（伪三十九师师长）、王和民（伪四十师师长）、以及孙良诚的堂弟孙玉田（伪三十七师师长）等，大都是原西北军军官。 张维玺见到了旧相识，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这些人都是当年西北军的同僚，另一方面这些人当了伪军。 在宴会进行中，传令兵给孙良诚送来两封电报，孙良诚看后站起身来对大家说：“南京发来电报，一封是急令我去南京参加军委会议，一封是刘郁芬（汪伪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来电说军委会决定任命张维玺为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 张维玺听后大吃一惊，立即站起身来问：“这是怎么事儿？” 孙良诚说：“刘郁芬接到你来开封的消息后，特别报请汪先生（指汪精卫）召开军委常委会决定了对你的任命。” 张维玺大怒，说：“我来开封只是办私事，你快给兰江（刘郁芬字兰江）发电报，把任职的事给辞了。” 孙良诚说：“这是汪先生决定了的事儿，那能你说不行就辞了，就这么着吧！有嘛事回来再说。” 接着，孙良诚向大家说：“我马上要去南京开会，由张副总司令代行绥署主任，我先告辞了。”，说罢，孙良诚趁机离开。 张维玺见大家都看着自己，气恼地说：“少云（孙良诚字少云）怎么能这样！这太强人所难了，我干不了，我要回天津去！” 说完，张维玺起身往外走，却被几个人拦住，尽管这些人态度看似友善，但却早已和孙良诚密谋好，一旦张维玺拒绝担任伪职，就将其控制住。在威逼利诱之下，张维玺坚决不当汉奸，之后，陪重病父亲在开封东南郊的干训团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