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的辫子军总共有25000多人，但张勋复辟时带去北京的只有4000多辫子军，剩下的辫子军由张文生和白宝山统领。 大清朝灭亡五年后，张勋带领五千兵马在北京实行了复辟，震动了国内外。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关注，成为历史中的一大波澜。孙中山曾评价张勋说，尽管他做错了事情，但这种愚忠行为让人感到可怜。张勋的复辟行为标志着他仍旧沉溺于清朝的旧有体制和思想中，尽管大清帝国已经灭亡，但他依旧试图通过一己之力恢复旧朝的统治。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封建社会的皇权制度崩塌，军阀混战，各种思想派系纷纷崛起。这一时期，人们的思维和观念变得极为割裂，各种不同的主张层出不穷。而张勋，作为一名“辫帅”，深深地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他大半生生活在清朝这个封建社会中，思想自然也被封建文化深深束缚。他对革命者提倡的“三民主义”和“一夫一妻制”持有强烈的鄙视，认为女人就应裹小脚，男人则应有妻妾成群。这种守旧的观点支配着张勋的生活，甚至在清朝灭亡后，他仍旧保留着“辫子”这一象征性发式。 张勋的家庭生活也反映出他的保守与大男子主义。他一生娶了十一个女人，其中包括一位正妻和十位小妾。他对妻妾们常常采取暴力的态度，动辄打骂，家中充斥着压迫和不平等。在张勋的世界里，女人似乎永远处于附属地位，他将家庭的权力和地位视为自己的绝对控制物。 在一次巡查时，正值11月的深冬，风雪交加，张勋带领队伍在雪地里巡查，柝鼓的声响在空旷的夜晚回响。西太后深夜难以入眠，外出巡视，偶遇正在巡查的张勋。她问他为何在这样严寒的夜晚仍不休息，张勋回答说：“雪夜巡哨，若不严密，车驾经过时容易松懈。警戒必须保持足够的严格，需通宵巡视，以防意外发生。”西太后听后对张勋表示赞许，认为他忠诚且细心。 1917年7月初的北京城，天气闷热异常。张勋将军坐在总统府内，不时望向窗外。此时的他已经成功扶持溥仪复辟，建立起短暂的皇权政府。然而，他手中仅有的四千多名辫子军显然不足以稳固政权。每一声钟响，都让他愈发焦虑。 张勋的辫子军是民国初年一支特殊的军事力量。在那个剪辫易服、全面革新的时代，张勋却固守着满清遗制，不仅自己留着长辫，还要求部下效仿。这支规模达到25000多人的军队，因其特殊的着装和发式，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格外引人注目。 这支军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张勋最初在江苏一带招募士兵时，就特别强调传统礼仪。他认为，留辫不仅是对先人的尊重，更是军队纪律的体现。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新兵入伍必须蓄发，否则不予录用。这一规定虽然在当时显得离经叛道，却也吸引了不少仍然怀念旧制的人投奔他的麾下。 随着时间推移，张勋的辫子军逐渐发展壮大。他们不仅在军容军纪上独树一帜，在作战能力上也颇有建树。这支军队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江苏、安徽等地，其特殊的形象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风景。 在谋划复辟之时，张勋深知一次性调动全部兵力会引起各方警觉。因此，他采取了分兵策略：自己率领4000多人先行北上，而军队主力则交由得力干将张文生和白宝山统领，继续驻守原地。这看似谨慎的策略，实则埋下了日后功败垂成的隐患。 1917年6月，张勋率领部队进驻北京，掀起了一场复辟风波。6月30日晚上，他在安徽会馆举行了“堂会”，邀请了京城的名角，其中梅兰芳也在其中。随着夜色渐深，梅兰芳依然没有出场，张勋显得有些不耐烦，便询问班主：“梅老板怎么还不出来？”班主回答说：“大帅，梅老板今天是压轴戏，最后一出。” 所谓压轴，即是最精彩的部分，通常是最后登场的。张勋听后，立刻命令道：“不行，马上让梅老板出场！”班主虽然不敢违抗，但还是将梅兰芳的表演调整至下一出。梅兰芳唱完后，张勋一拍桌子，笑着说道：“今天真过瘾！你们接着唱，我去干大事了！”班主小心翼翼地问：“大帅，您要去做什么大事？”张勋甩了甩自己的辫子，语气坚定地回答：“去皇宫，请皇上登基！” 张勋在1920年开始投资实业，希望通过这一途径为自己招兵买马。然而，他并没有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许多投资亏损严重。相比之下，他妻子曹琴在沈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经营的一些小企业却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晚年的张勋依然坚持自己的复辟梦想，他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过去，依然保持着“辫帅”的形象。他曾被称为“辫子军”的领导，而失势后，虽然他的辫子军早已不复存在，张勋依旧保留着那标志性的辫子。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但张勋却坚定地回答：“我的辫子就是我的脑袋，脑袋掉了，辫子才能掉！” 他平时的打扮也极力模仿旗人，头戴尖顶缎帽，身穿肥大的马褂，腰系绸带，手挂眼镜盒、扇子套和槟榔荷包，夏天穿两截大褂，脚穿官靴。即使进入民国时期，张勋仍坚持这种传统的装扮。他曾在酒桌上说：“虽然天不假缘，然而我的心地亦莫至矣尽矣。”这句话表明了他坚定不移、顽固的心态。他甚至开玩笑说：“康广厦（康有为）助我，梁卓如（梁启超）讨我，这不能说是青出于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