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被希特勒处决前，将15岁的儿子叫到身边，说：“我将在15分钟内离世，希特勒指控我叛国，若承认罪行，你和母亲可保全抚恤金，为了你们，我必须饮下毒药，照顾好妈妈，活下去。” 1923年11月8日的一个雪夜，希特勒举着一把手枪，在三个保镖的护卫下，闯入了慕尼黑一间人满为患的啤酒馆，场内有3000人。当时，巴伐利亚州长正在发表演讲，然而没有人注意到希特勒的到来。希特勒跳上椅子，朝天花板开了一枪，大喊道：“民族革命开始了！啤酒馆已被我们包围，谁也不能离开！”随后，他的手下戈林带领一队身穿钢盔的士兵拖来一挺重机枪。 尽管这场政变仅仅持续了17小时，但却以惨重的代价结束，希特勒的15名同伙、4名警察和1名旁观者在这场骚乱中丧命。希特勒本人被捕并关押在慕尼黑西部的兰茨贝格监狱，度过了13个月的牢狱生活。对于当局和民众来说，这场政变很快被平息，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但对希特勒及其支持者来说，这次失败的政变却成为了他们政治生涯中一次强烈的刺激。 希特勒于1889年4月出生在奥地利一个靠近德国边界的小镇。他的父亲是一个冷漠的公务员，期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然而，希特勒的童年并不顺利，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他的父亲常以此为借口对他进行拳脚相加，这种虐待使得希特勒从小便养成了孤僻、敏感、执拗、冷漠和神经质的性格。 在母亲去世后，希特勒继承了一部分遗产，这使得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交活动。他常常光顾一些激进哲学家常去的酒吧和咖啡馆，并在这些地方接触到了种族净化主义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的乌尔姆小镇格外寂静。墙上的挂钟显示上午十一点整，时针分针的走动声在安静的书房里格外清晰。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站在书桌前，目光落在桌面上的怀表上，仿佛在计算着什么。他穿着便装，年近五十的面容上看不出任何异常的情绪。 ＂曼弗雷德。＂隆美尔唤来了正在院子里看书的十五岁儿子。少年走进书房时，发现父亲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口。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细长的影子。这个时间父亲单独叫他进书房，这在以往很少发生。 隆美尔转过身，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他告诉儿子，自己即将离开人世。希特勒认定他参与了七月二十日的密谋事件，如今给了他两个选择：接受公开审判，或者体面地结束生命。如果选择后者，家人将能保住军衔抚恤，免受牵连。 这番话像晴天霹雳一般击中了少年。书房内一时陷入沉默，只听得见窗外传来的鸟鸣声。曼弗雷德想说什么，但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父亲继续说着，语气平静得近乎残酷，交代着一些后事，嘱咐他要照顾好母亲。 时钟指向十一点十五分时，隆美尔走向衣柜，取出他那件饰有勋章的军服。这件军服见证过北非战场的辉煌，也承载着＂沙漠之狐＂的传奇。他开始一丝不苟地穿戴，动作缓慢而庄重，仿佛在执行一项神圣的仪式。隆美尔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那枚致命的氰化钾胶囊。这是军官们带来的＂国家的仁慈＂。 希特勒曾回忆道：“我原以为通过考试就像玩游戏一样简单。”他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之门外，感到如同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此前，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成功，但这次落榜让他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与此同时，希特勒的母亲患上了癌症，病情逐渐恶化。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花光了大部分积蓄。希特勒回到家乡，日夜陪伴母亲，但最终他的母亲还是在1907年的冬天去世。希特勒对此感到极度悲痛，医生曾回忆道：“我见过许多病床前的场景，但从未见过像希特勒这样悲伤的人。” 希特勒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与普通人相距甚远，他只吃素食，完全不喝咖啡、浓茶或酒精饮品，甚至认为肉食、酒精和尼古丁对身体有害。他坚信，肉食会导致人们渴望饮酒，而酒精的摄入又会刺激抽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某次，他半开玩笑地说：“实际上，消灭敌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送他们烟抽。” 如果有人敢反对他的这些看法，希特勒便会生气，并且从此不再尊重对方。他曾严肃地对别人说：“如果有一天我看到爱娃暗中抽烟，我会立即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他甚至在战后计划推行禁烟，并认为这将是他为人民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某天晚上，在与客人们开玩笑时，他说道：“英国人认为我现在正坐在元首府里，被凶猛的牛头犬护卫着。实际上，我过得非常好，只是他们现在看不到我。我的官邸应该改名为‘快乐元首餐馆’。”当时客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希特勒的宫廷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曾大醉一场，希特勒开玩笑说霍夫曼不要离火炉太近，以免从他口中呼出的酒精引发火灾。 自1933年起，希特勒开始回避亲自处理财务事务，这使他感到不自在。他将所有付款事宜交给副官绍布处理。绍布通常随身携带一个皮夹子，而硬币则散装在上衣口袋里。据阿达·克莱因回忆，有一次希特勒付出租车费时，还非常慷慨地给了大额小费，甚至其数额几乎与出租车费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