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战区参谋长的宋肯堂得知高树勋要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就给高打电话想要挽回，他在电话里哀求道：“我跪下了，我给你跪下了，我求你了。”电话另外一头的高树勋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就把电话给挂了，此时的高树勋彻底下定决心率部战场起义。 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的实力差距非常明显，我军处于显著的劣势。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够主动起义并投身人民阵营的国军高级将领可谓寥寥无几。1945年10月，国军将领高树勋率领新八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码头镇宣布起义，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成为了解放战争时期首位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而这次起义的意义和影响重大。毛主席和朱老总亲自发来贺电，起义部队随即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担任建国军总司令。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各路军阀仍然手握重兵，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蒋介石对他们的控制力极为薄弱。蒋介石对亲信部队厚爱，而将其他部队视为炮灰，这种做法引发了许多将领的愤怒。高树勋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蒋介石的不满愈发强烈。 高树勋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曾经在我党著名军事家刘伯承身边担任副官，还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一直处于国民党军队中不受蒋介石重视的非嫡系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高树勋与我军领导人彭德怀、肖华等人有过多次接触。 1939年7月，高树勋率领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宁家寨被日伪军包围，眼看就要陷入绝境，这时他向八路军求援，冀鲁边区司令员肖华率领部队赶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将高树勋的部队救出。 高树勋深感知恩图报，决定在合适时机回报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救命之恩。邓公对此深感欣慰，并得出结论：高树勋的背景与我党有着天然的联系，他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非嫡系部队，受到蒋介石的排挤，是我党应该优先争取的统战对象。 1945年10月的一个深夜，第11战区司令部灯火通明。参谋长宋肯堂握着话筒的手在微微发抖，电话那头是他多年的战友高树勋。电话里，宋肯堂以一个老友的身份恳求高树勋改变主意，甚至不惜以下跪相求。然而，电话另一端的高树勋始终保持沉默，片刻之后，电话里传来了挂断的忙音。 这通电话，成为了高树勋与国民党决裂的最后见证。从西北军将领到抗日名将，再到即将率部起义的军事主官，高树勋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回溯抗战初期，高树勋与蒋介石之间还维持着表面的合作关系。作为西北军系统的重要将领，高树勋在战场上屡建战功，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统领重要军事区域。但在这看似荣耀的升迁背后，却暗藏着权力的消减。他手中的实际兵力不断减少，最终只剩下新编第8军这一支嫡系部队。 高树勋深知，在国民党军队体系中，西北军将领的处境愈发艰难。中央军的嫡系将领们处处设防，暗中打压。即便是在抗日的关键时期，这种排挤也从未停止。补给延误、军饷拖欠等问题频繁发生，使得高树勋部队的作战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树勋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与共产党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现实处境的清醒认识。共产党也抓住机会，在高树勋部队中发展了大量地下党员，为日后可能发生的重大转折做好了准备。 高树勋是一位热血的爱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拒绝了石友三几次的请求，要求他与八路军作战。尽管石友三屡次逼迫他支持与日军的妥协，甚至暗示一同投敌，但高树勋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深知，若与日军妥协，不仅会背弃家园，还会让民族陷入更深的灾难。他强烈反对石友三的投降言论，认为这样做将对国家和民族构成严重危害。 国民政府安排他对红军进行“围剿”，但是在中村的战斗中，27师遭遇了伏击，高树勋也在战斗中被红军俘虏。被押解到苏区后，高树勋亲眼见到了红军和当地百姓之间的和谐相处，深深感受到红军的治军与民生政策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吸引力。 接触到被红军释放的俘虏后，高树勋更是对共产党的人道精神产生了深刻的敬佩。这些对他而言都是极大的震撼，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与这样的队伍作战是一个错误。再加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倡“联俄联共”，这一理念更让他产生了反思：既然都在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奋斗，那为何要互相残杀？于是，高树勋逐渐产生了厌战的想法。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解放军的供应和补给面临重重困难。为了灵活应对，部队开始进行长途贩运。但在此期间，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在集市上做了一个举起三根手指的动作，这一行为被一名保卫干部误认为是向特务发出的暗号。于是，这名连长被拘捕，并遭遇了严刑拷打。连长在压力下胡乱招供，事情逐渐扩大。 不久后，高树勋的一位国军战友将一封信送给他，信中劝他“弃暗投明”。高树勋看完信后，毫不犹豫地将信交给军区首长，并将送信人严加看管。然而，送信人趁机逃走，这引发了高树勋是否泄露机密的疑问。很快，高树勋被捕，消息传到了中央，并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关注。毛主席随即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