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许广平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临终之际，许广平拉着儿子周海婴的手，流着泪交代自己的遗言：不要将我与先生合葬。 鲁迅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力，使得与他同居十年的许广平，作为文化名人的“妻子”，在全国解放后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和照顾。许广平的身份和地位，也因鲁迅的文化地位而得到了相应的尊重。许广平自1917年开始，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23年，她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 1927年初，鲁迅受聘于中山大学，许广平担任助教并负责广州话翻译，两人租住在白云路的房子里，正式开始同居；同年10月，两人迁至上海继续同居，1929年，他们的儿子周海婴出生。 鲁迅的妻子朱安，是他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对象，而除了她之外，鲁迅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妻子。然而，在1949年后，许广平因与鲁迅同居多年并育有儿子，便被人们称为“鲁迅夫人”。在他们的关系中，鲁迅也曾带许广平去杭州度假，然而这样的时光并未延续很久。婚后的日子里，鲁迅几乎不再愿意参与类似的活动，他曾说道：“公园嘛，就是进了大门，左边一条道，右边一条道，有一些树。” 当时，萧红是鲁迅家庭中的常客。她从法租界到虹口的距离不近，搭电车需要一个小时，但即便如此，萧红仍常常来访，有时甚至会待到深夜12点。尽管如此，鲁迅依然乐于与萧红聊天，甚至在寒冷的夜晚披上大衣下楼与她继续交谈。 而令许广平感到不解和尴尬的是，鲁迅似乎从未将这些时间分给她，反而在萧红的事情上，常对她说话严厉，甚至因为一条绸子是否好看而责怪她，让许广平倍感困扰。 1968年的冬天，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年届七旬的许广平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她拉住儿子周海婴的手，用微弱但坚定的声音说出了自己最后的心愿：不要将她与鲁迅先生合葬。这句话，是她用尽全部力气说出的生命诀别。 在这之前不久，她倾注了大半生心血整理的鲁迅全部书信和手稿突然被盗，几十年来，她将守护鲁迅的精神遗产视为毕生使命，而这次意外让她心力交瘁，最终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194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期间，许广平本可以选择离开，但为了保护鲁迅留下的珍贵文稿，她毅然留守。日本宪兵闯入她的住所，搜查她与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往来信件。随后，她被投入监狱，遭受了长达76天的折磨。即便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她始终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任何抗日人士的信息。 这种坚韧的品格，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得到延续。许广平将自己的晚年时光都奉献给了整理和出版鲁迅的作品集。她不仅要完成文字工作，还要照料远在北京的鲁迅母亲。同时，她对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始终保持着关怀和照顾。这份责任，她一肩担了三十多年。 回望许广平守护鲁迅遗产的岁月，她付出的远不止是时间和精力。从整理手稿到出版作品，从保护文物到传播思想，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精神。 许广平曾在《两地书》中提到，自己因渴求新书，经常与妹妹一起走十多里去城外购书；她还喜欢读一些关于扶弱图强的故事，甚至幻想自己能学会剑术，消除世间的不公。1917年，她的父亲去世，二哥从北京赶回广州奔丧并帮助她解除婚约，许广平随后跟随二哥来到北京，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在鲁迅的生活中，许广平的爱情给了他新的希望。她那份炽热的情感，让鲁迅感到温暖和安慰。鲁迅也因这份纯粹的爱情开始心动，并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大胆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你胜利了，我可以爱，我只爱你一个！”这些情话在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屡次出现，鲁迅甚至在1934年秋为许广平写了一首七绝：“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管两人关系如此深厚，鲁迅却没有与许广平办理结婚手续，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鲁迅自己在著作中写道，他担心如果向朱安提出离婚，朱安可能会自杀，因此他选择了不提出；另一方面，许广平也在其著作中提到，她与鲁迅的关系无需婚书来约束，她更向往自由，摒弃了旧礼制和传统的束缚。 随着左联的解散，鲁迅深感痛心，这也使得他的肺病逐渐恶化。尽管妻子许广平一再劝他休息，鲁迅始终未能停下创作的步伐，直到生命的尽头。1940年1月10日，鲁迅去世四年多后，42岁的许广平在《上海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年》的散文。 文中写道：“只差半年就要毕业的辉，与世长辞了！刚刚走到人生旅途的头一步，就突然地倒下了，能不痛伤吗？……到了第十八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早已经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的怆痛，就像患骨节酸痛者的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 文中的“霞”是许广平的小名，家里人常叫她“霞姑”，而文中的“辉”则是许广平心中刻骨铭心的人。1940年许广平写此文时，辉已经去世了18年，每年“辉”的忌日，许广平总会在心中默默悼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