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令下来那晚，我正蹲在市委大院车棚里擦那辆帕萨特的轮毂。十年了，这车轱辘上每一道泥印子我都认得。

陈静站在台阶上喊我，声音还是那么稳当：“老周，东西收拾好，明天去后勤报到。”她升副市长的事早传开了，可我没想到连司机都要换。我拿抹布的手顿了顿，没抬头，就应了声“哎”。她站了一会儿，高跟鞋嗒嗒地走了。

夜里我躺在值班室床上，盯着天花板那盏发黄的灯。十年前我从部队转业，被分到政府开车队，头一回出车就是给刚调来的陈副书记开。那时候她三十出头，脸绷得紧，坐后排从来不说话。我开车也闷，只管看路。有一回下暴雨，乡道上塌了半边，我硬是倒着开了三公里把车掉头。她后来下车时说了句：“你开车像打仗。”我笑了笑：“排长教的，留好后路。”

就这么一句，后来她偶尔会跟我聊两句。她知道我是侦察兵出身，知道我在老山前线蹲过猫耳洞。有时候开长途，她处理文件累了会靠窗眯一会儿，我就把车速放稳，连刹车都踩得跟猫走路似的。十年，我摸透了这车的脾气，也摸透了她喝咖啡不加糖、开会前要听天气预报的毛病。人人都说我是她影子，我也认。可影子说换就换了，连个由头都没给。

第二天一早我把车钥匙交到行政科，拎着个帆布包去后勤。新办公室在旧楼一层，窗台上有灰，墙角堆着几箱矿泉水。我坐下刚把茶杯摆正，手机就震了。一个座机号，区号是外地的。我接起来，那头声音沙哑：“是周大勇吗？我是军区留守处的李参谋。老排长明早七点到阜阳站，组织上想请您去接一下。”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老排长。这个称呼十几年没人叫了。当年在侦察连，老排长姓孙，山东人，个子不高，打仗鬼点子多。猫耳洞里他教我用钢盔煮方便面，教我趴泥地里三个钟头不动弹。后来我退伍那年，他调去南边了，再没音讯。我攥着手机问：“哪个老排长？”李参谋说：“孙建国，他现在是副军级了，回来探亲，点名要见你。”

我挂了电话，手有点抖。窗户外头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那些矿泉水箱上。我擦了把脸，跑到车队想借辆车。管车的小刘说：“周师傅，车都派完了，就剩那辆帕萨特，上午陈副市长要用的。”我愣了一下，转身往外走。刚出大门，手机又响了，是陈静。她说：“老周，我听说你明天有任务？那车你用吧，我坐地铁。”

我没问她怎么知道的。十年了，有些事不用问。

那天晚上我翻出压在箱底的旧军装，肩章早就摘了，可那身绿穿在身上，胸口还是热的。我把皮鞋擦了又擦，鞋头亮得能照见人影。凌晨四点我就醒了，开着那辆帕萨特往火车站去。天刚蒙蒙亮，阜阳站广场上没多少人。我把车停好，站到出站口，背挺得直直的。

七点整，一趟绿皮车进站。人往外涌，我踮着脚瞅。最后出来的是个穿便装的老头，头发白了大半，走路还有点跛。可那眼神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跟三十年前在猫耳洞里一样，又硬又亮。他看见我，步子顿了顿，然后笑了，大步走过来。我啪地立正，敬了个礼。他一把攥住我胳膊，使劲摇：“大勇！你小子还活着！”

我鼻子一酸，半天憋出句：“排长，你腿咋了？”他摆摆手：“老伤，不碍事。听说你给人开了十年车？”我点点头。他拍我肩膀：“开得好！当年你倒车掉头那手本事，我就说你有耐心。在哪都是干，后勤咋了？后勤也是阵地。”

回去路上我开的慢，他坐副驾，跟以前一样爱唠。他说这些年打过仗、带过兵，老了就想回来看看老部下。我听着，心里那点堵全散了。车路过市委大院，他忽然指窗外：“那楼里当官的，有几个坐过你的车？”我说：“就一个。”他哈哈大笑：“那她运气好。”

把老排长送到宾馆，我回了后勤那间小屋。桌上茶杯还摆着，窗台灰我顺手抹了。坐下来的时候，我看见手机上有个未读短信，是陈静发的：“老周，后勤缺个调度，你愿不愿意干？”

我瞅着那行字，笑了一下。窗外的太阳正好，照得满屋子亮堂堂的。我回了个字：“干。”

你看，人这一辈子，方向盘握久了，转到哪儿都是路。谁说你只能给一个人开车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