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痛恨马歇尔。抗战后美国派马歇尔调停，劝老蒋别发动内战，老蒋不听撕毁《双十协议》发动内战。马歇尔回美称老蒋自负难成事，致美蒋合作破裂。老蒋退台后将失败归咎于马歇尔，其实是他自身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持续多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落下帷幕。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仅仅是新的开始，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加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表面上控制了大量城市和交通要道，拥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和装备支持。共产党则在抗战期间发展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控制了大量农村地区，部队数量和战斗力都得到显著提升。 此时的中国局势极其复杂，不仅有国共两方的势力，还有约300万滞留的日本人，其中包括100多万军人。东北地区驻扎着苏联红军，华南则有美军存在，这使得中国的局势更加微妙。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局势非常关注，他们担心中国陷入内战会给苏联提供可乘之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曾试图调解国共矛盾，但他过分偏向蒋介石，低估了共产党的实力，最终调解失败。 赫尔利的失败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调整对华政策。杜鲁门政府制定了新的策略：在政治、经济以及有限度的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同时促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 经过慎重考虑，杜鲁门总统决定派遣刚刚退役的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前往中国。马歇尔在二战期间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被认为是最适合担任调停重任的人选。 马歇尔赴华前，杜鲁门和国务卿贝尔纳斯向他详细说明了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国希望避免中国陷入内战，更不愿意直接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而是希望通过中国来遏制苏联在远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马歇尔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马歇尔是少数几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人物之一。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带着调停国共矛盾的重任抵达上海，开启了他的中国之行。 马歇尔此行肩负着重要使命：避免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促进国共双方和平共处，同时确保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受损害。他深知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但仍决心尽最大努力实现和平。 马歇尔抵达中国后，立即投入到繁忙的调停工作中。他采取了＂不和平，无军援＂的强硬态度，向国民政府施压。 在马歇尔的斡旋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约定从1月13日午夜12时起停止一切军事冲突。这个协定的签署，让人们看到了和平的希望。 为了推进政治改革，马歇尔参照美国政治体制，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这份方案主张限制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干预权力，试图建立一个分权制衡的政治体系。 然而，这份宪章方案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强烈反对。蒋介石认为这严重挑战了他的领导地位，直接否决了这份方案。 1946年春季，东北地区的局势开始急剧恶化。随着苏联红军的撤离，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出现在这片拥有丰富工业基础的土地上。 国共双方都意识到东北地区的战略价值，开始在这里展开激烈的军事争夺。特别是在四平、长春等重要城市的争夺战中，双方投入了大量兵力。 马歇尔多次往返于南京和重庆之间进行调停，但收效甚微。他发现国共双方的互不信任已经达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 更糟糕的是，1946年7月，著名知识分子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遇害。这两起政治谋杀案震惊全国，也让和平谈判的氛围更加紧张。 蒋介石此时已经不再重视和平谈判，他开始调动军队围攻中原和苏皖解放区。即使马歇尔多次飞赴庐山面见蒋介石，试图说服他停止军事行动，但都未能改变局势。 到了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又开始围攻张家口。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马歇尔的调停工作陷入了困境。 1946年11月，蒋介石采取了一个彻底破坏和平进程的举动。他单方面放弃了政协会议的所有协议，擅自召开国民大会。 这个举动实际上宣告了和平谈判的彻底破裂。马歇尔意识到，他为之努力的调停使命已经失败了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调停工作始终持怀疑态度，他将这种调停视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蒋介石的认知中，他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应该接受外国使节的调解。 这种态度直接反映在他的决策中。蒋介石一边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一边拒绝马歇尔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他想要美国的支持，却不愿意接受美国的建议。 马歇尔在1947年1月8日正式宣布调停失败，返回美国出任国务卿。这个时间点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距离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停战协议整整一年。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的表现令马歇尔十分失望。大量美援装备不断落入共产党手中，国民党的军事指挥能力显示出严重问题。 在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期间，他对蒋介石的评价越来越低。他认为蒋介石是一个糟糕的军事指挥官，不仅浪费了大量军事资源，还在战略判断上犯下重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