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蒋纬国被胡宗南派到第一师当排长，地点在赤水。接到命令后，蒋纬国就搭火车到赤水，随身只带了一个铺盖卷和一个暖水瓶。蒋纬国虽然只是个排长，但是却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的胡宗南不敢怠慢，叮嘱第一师要好好对待“蒋二公子”。 第一师当即派师部的副官处处长来接蒋纬国，蒋纬国下车后，副官处长要替蒋纬国拿铺盖卷，蒋纬国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副官处长抢着要拿蒋纬国的暖水瓶，结果这么一拉一扯之下，暖水瓶的另一头撞在火车上，当场水瓶里的水哗啦啦地流下来，暖水瓶也摔坏不能用了。所以蒋纬国是空手到任，副官处长则是一脸的尴尬。 出了火车站后，副官处长问蒋纬国会不会骑马，蒋纬国说稍微知道一点。于是几人就骑马到第一师师部报到，当时师长是李正先。 途中经过一条小溪，溪上有一座小桥，小桥下有一个妇女在洗衣服，她拿了一根棒槌捶衣服。蒋纬国等人走在桥上时，刚好那位妇女左手拿着白色的衣服，右手拿着棒槌捶下去。马一听到声音，受到惊吓，大叫了起来。那位妇女也受到惊吓，手里的衣服就往上一抖，马更为害怕，竟站起来了，蒋纬国身边的副官处长也因此摔到桥下。 幸亏那座桥不高，而且溪底已经没有水，只有湿软的土，蒋纬国就赶快把副官处长骑的马拉住，并且把他拉起来再骑上马。 经过这件事以后，蒋纬国发现这些马根本不配作为军马，而且那些骑马的人对马也毫无调教，连棒槌都怕，到了战场上听到炮弹声音怎么办？这件事让蒋纬国觉得很感慨，第一师算是胡宗南最好的部队了，对于马术的训练竟如此糟糕，真是“军官无骑术，军马无调教”。后来蒋纬国当了营长之后，胡宗南送了一匹马，这匹马刚送来时也不好，不过，经过蒋纬国调教之后相当出色，连胡宗南为蒋纬国挑选的马匹都尚且如此，当时胡部骑兵的水平可见一斑。 蒋纬国到部队报到后，非常的感慨，他发现：国军里面的士兵大部分都是文盲，军官的程度稍微好一点，不过有些从行伍升上来的军官，也不认得几个字。 到了部队之后，蒋纬国开始训练士兵，除了开设识字班之外，他还教士兵们如何画图。学写字不难，但是要训练成能写报告的人，则不太容易，而且也费时太久。 在训练的过程中，蒋纬国先教士兵们画地形，然后教他们画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是各种武器、讯息的代号，如T代表时间，T＋2就是二枝香的时间，在要图上先用三角形画出自己的所在地，如果发现日军的武器所在，就画上该武器的符号，再注明距离，一个报告很快就完成了。如果以写文章的方式写，不仅费时，而且也繁杂难懂。 蒋纬国一次派两人出去，一个人留在原地观察，另一个人将要图送回，就这样展开了部队的训练与实际应用，不识字的士兵照样可以写报告。蒋纬国试验成功之后，才向师长李正先报告，后来全师展开同样的训练。蒋纬国的这些军事基本功，是当年在德国军校及在德军实习中学习的。 国军的军官中，蒋纬国更喜欢行伍出身的，他认为：“一般说来，军校军官比较会说话，但是论起实干，还是行伍出身的人比较好。我从来不会骄傲，所以与行伍出身的人相处得很好。军校的人与我讲理论讲不过我，行伍出身的人讲动作讲不过我，我领导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 蒋纬国去第一师报到后，就发现该部队的部队教育与训练的计划虽然也有各个教练、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与营教练的课程，但是完全不切实际。 于是，蒋纬国对师长李正先说：“请让我有机会自己实施部队训练的进度，等到要进行营教练时，我一定赶上进度，参加营演习。” 李正先当然是满口答应，说：“我们也正想知道你在德国所学的部队训练的方法。” 蒋纬国又建议说：“我们的各个教练所花费的时间太多，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思想，认为我们的士兵都不够聪明；而德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一开始训练就是班教练，各个教练则在班教练里实施，让每个士兵在一开始就了解自己是团队里的一员。我们从各个教练开始着手，士兵们始终以自己为一个单位，做得再准确，还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团体。如果再把团队集合在一起，基本想法就不相同，所以要从班教练里面来完成各个教练，然后在排教练里完成班级教练，使士兵了解在实施各个教练时自己在全班的位置及功能，也知道如何与邻兵联络。” 但是，蒋纬国很快发现，国军积弊已久，靠他一个人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胡宗南本人就不注意训练。 蒋纬国后来在回忆中，含蓄地批评说：“胡长官对形式的注意多过于实际，我常常会为了一个单元的科目，向胡长官建议，因为我不能向长官出题，也不能指望长官主动想起。” 为了“配合”蒋纬国的训练积极性，胡宗南把蒋纬国从前线调回王曲七分校，专门成立了一个近战格斗训练班。由周雨寰当班主任，蒋纬国当总教官。 蒋纬国在教了几天后，发现这些学员是由各师各团派来的原本就受过格斗训练的人，完全就是被派来配合敷衍蒋纬国的，这让蒋纬国心灰意冷，之后也不大给胡宗南提意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