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台湾“保密局”秉承蒋介石旨意，抓捕孙立人旧部、第四军官训练班入伍生总队少校营长郭廷亮，从而引发了震动台湾的“孙立人事件”。 然而，“孙立人事件”的当事人并不是孙立人，而是他的下属郭廷亮。事件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匪谍”郭廷亮想利用与孙立人多年的长官部属关系，联络百余名中下级军官，预谋于适当时机发动“兵变”。二是孙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郭廷亮出面联络自己旧部，以加强联系，保持自己对军队的影响。 结果郭廷亮事发殃及了孙立人。 郭廷亮是云南人，生于1921年，毕业于国民党税警团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时孙立人任团长。该团后来改为新编38师，郭廷亮随之担任该师的一名中尉排长。该师改为新1军后，孙立人升任军长，郭廷亮升为少校营长。 1948年新1军驻守沈阳时，郭廷亮结识了营房附近的米店老板白经武，经白介绍，郭廷亮与其邻居李玉竹结婚。此后，白经武经常用革命思想影响郭廷亮。 沈阳解放后，从前线化装逃出来的郭廷亮，找到白经武，请他帮忙办一张“路条”，以便通过封锁线去台湾。白经武的兄长白经文当时是解放军吕正操部队里的联络科科长，白经武通过其兄，为郭廷亮办了“路条”，并嘱咐郭廷亮到台湾后要为人民做事。之后，郭廷亮与妻子顺利离开沈阳，逃到台湾。 郭廷亮到台湾后，找到老上司孙立人。孙立人时任陆军训练司令，即安排郭廷亮继续任少校营长。当时台湾挤满了各类逃台人员，官场人满为患，哪怕是是“将军”、“军长”、“司令”，流落在台北、高雄街头的也不在少数，而郭廷亮能得到此职，显然是孙立人有意提携。 孙立人升任“陆军总司令”后，郭廷亮又历任“陆军总部”搜索组大队长、陆军步兵学校少校教官、“陆军总部”第五署督训组组长。这些都使得后来“郭廷亮案”被抹上孙立人色彩。 6月初，台湾“保密局”又在台湾南部逮捕了原战车营副营长赵志华等孙立人旧部，罪名是他们计划在6月6日南部大阅兵时发动兵谏。 此时，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还未涉及孙立人。6月6日，孙立人还陪同蒋介石南下校阅南部军队，26日出席俞大维等在台北宾馆举行的欢送驻台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的酒会，28日到台北机场送蔡斯离台返美。然而，孙立人早已感到极大的压力。 8月3日，孙立人向蒋介石递交报告，为郭廷亮事件引咎辞职，自请处分。20日孙立人被免去所有职务。 与此同时，以陈诚为主任委员的“九人调査委员会”正式成立，就“匪谋”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该委员会成员中，有“副总统”一名、前任“院长”三名、现任“副院长”二名、现任“部长”一名、“资政”二名，其重要性由此可知。调查委员会先后查询了郭延亮等涉案多人。9月19日，又在阳明山第一宾馆集会，传询孙立人。 但是，21日，“监察院国防委员会”又成立了“孙立人案调查小组”，由曹启文等五人组成，曹启文任召集人。 10月8日，“九人调查委员会”在举行第九次会议后，完成了16万字的调查报告书，认为孙立人应负有以下责任: 一、对第四军官训练班部分结业学生发动联络组织，实有在军中违法密结私党或秘密结社集会之嫌。 二、对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没觉察其为“匪谍”，而且因为孙立人企图利用郭在军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堕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不自觉。 三、对旧部管束无方，训导不当，知情不报。 四、对“匪谍”有徇情包庇之嫌。 同时，“孙立人案调查小组”也展开了公开调查，他们先后会晤“九人调查委员会”中的陈诚、张群等人，调阅孙案所有卷宗，邀请孙立人到“监察院”接受查询，最后完成的调查报告书，其结论与九人委员会大不相同。 “孙立人案调查小组”认定孙立人与“孙案”无关，此事不过是派系相互倾轧、诬陷孙立人而已。然而，这一调査报告在最高当局的裁示下，以“基于国家利益”考虑，仅在“监察院”内部作口头报告，随后即被深锁保险柜中。 10月20日，蒋介石下令将孙立人交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此案牵连达300多人，其中35人判监10年以上。被定为“匪谍”的主犯郭廷亮，原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15年徒刑。其余“案犯”分别被判处3至25年不等的徒刑。 奇怪的是，郭廷亮被流放到绿岛后，在那里养了不少鹿，竟大发其财。28年后郭廷亮获释，蒋经国给他复职补薪，并发给退役金和保险金。可是不久，郭廷亮莫名其妙地在火车跳车事件中死亡，当局称系“交通事故”。后经多方查证，可证明其有先被钝器杀害的嫌疑，至今尚无定论。 “孙立人兵变案”就这样草草了结，孙立人在当局“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以软禁代替刑罪，以所谓“察考”限制自由，开始了长达33年的幽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