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校长蒋梦麟要娶名门千金，却遭到周围人的双手反对。胡适写信给他，要拆散这段姻缘。好友陈诚以绝交威胁，连宋美龄都来劝他趁早断了念想。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由南开、北大、清华组成）应运而生，致力于培养人才，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除了西南联大外，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尽管西北联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个联大的存在不到一年便开始分崩离析。 在这种背景下，蒋梦麟来到了蒙自，许多北大的教授表达了他们的异议，提出了关于是否应该争取独立的意见。尤其是在钱穆的坚决反对下，他认为国家正处于危难时刻，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不应在此时争论独立的问题。 钱穆的话让场面变得更加严肃，蒋梦麟在听后立即站起来拍板：“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他的坚定与宽容在当时受到许多人的膜拜，蒋梦麟一直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并且始终坚持以顾全大局为先。 蒋梦麟是中国新教育的倡导者之一，他曾先后向蔡元培、约翰·杜威等名师学习，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教育泰斗”。蒋梦麟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6岁时开始在家塾接受启蒙教育。1897年，12岁的蒋梦麟进入绍郡中西学堂，开始接触外语和科学知识。 两年后，他随家人迁往上海，并进入天主教学校学习英文。1900年，蒋梦麟随家迁回余姚，继续学习英文和算术。1901年，他又到杭州的一所教会学校继续学习英文。直到1902年，蒋梦麟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03年18岁的他便中秀才。1917年，蒋梦麟从美国留学归国。 1961年的台北，一场轰动社会的婚事即将上演。这桩婚事的主角是75岁的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和53岁的徐贤乐。蒋梦麟丧妻三年，本该安度晚年，却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徐贤乐。徐贤乐虽已年过半百，但保养得宜，举手投足间依然风韵犹存。两人的相遇，让蒋梦麟陷入了一场迟来的恋情。 然而，这场婚事一经传出，立即在台北社交圈掀起轩然大波。最先表态的是蒋梦麟的老友胡适。作为多年挚友，胡适深知徐贤乐的名声，立即写信给蒋梦麟，言辞恳切地劝阻这段姻缘。信中不仅提到了徐贤乐的过往，更是以朋友的身份表达了对蒋梦麟未来生活的担忧。 紧接着，蒋梦麟的另一位好友、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陈诚也出面劝阻。陈诚态度坚决，甚至以断绝来往相威胁。这位在政坛叱咤风云的老友，此时表现出了罕见的激动，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唤醒蒋梦麟的理智。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美龄也亲自出面规劝。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她的介入使这桩婚事更添几分戏剧性。宋美龄婉转地劝说蒋梦麟，希望他能及早放弃这个念头。在台北的上流社会中，宋美龄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的劝阻无疑给这桩婚事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原来徐贤乐在台北社交圈中早已是名声在外，在台北的社交圈中就以爱好奢华、频繁更换伴侣而闻名。也正是因此，当得知她即将嫁给德高望重的蒋梦麟时，各界才会如此强烈地反对。 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蒋梦麟应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的邀请，作为蔡元培的代表处理北大的日常事务。在这一过程中，蒋梦麟谦虚低调，用真诚与尊重赢得了教授们的支持，逐渐从总务长升任代理校长。1918年初，他提出“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也”的观点。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他在参与撰写《杭州大学章程》时，明确把发展高深学术作为设立学府的核心目标之一。 1922年，在北大面临财政困难、政府拖欠经费的情况下，蒋梦麟依然坚持通过“提高学术”来激励师生，他曾在给学生会干事的信中强调：“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学生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1930年起，国民政府规定大学校长不得遥控指挥，蔡元培无法继续担任北大的挂名校长。 在几经权衡之后，蔡元培决定让蒋梦麟再次出山，重掌北大。当时，北大的学术氛围严重受损，许多教师因生计问题而离开，教学和科研几乎停滞。面对这样的局面，蒋梦麟不再像以往那样低调温和，而是采取了大胆改革的措施，对北大的体制进行了调整，使得北大的学术氛围焕然一新。 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他对民国教育的贡献仅次于蔡元培。蒋梦麟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投身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设，尤其是北大的发展。他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维护了北大的传统与学术自由。 他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人共同努力，使得北大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经历了中兴，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傅斯年曾评价蒋梦麟：“蒋先生办事比蔡先生高明”，而蔡元培自己也承认，虽然他担任了北大校长十年，但实际上有五年多的时间是由蒋梦麟代为处理校务。因此，许多人认为，这五六年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