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10日，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巨头在天津开会。在会议进行期间，奉军李景林部突然解除了天津以北的冯玉祥部的两个混成旅的武装。 就在冯玉祥大为震惊之时，第二天晚上，李景林部又把直隶督理王承斌的部队缴械，王承斌在威胁之下，被迫通电辞职，并跑到天津租界区躲避。接着，李景林又顺便把孙积孚的第二十师也给缴械两人。 这样一来，奉军李景林、吴光新部在天津一带，部署了7万多兵力，对冯玉祥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当然这背后，都是张作霖所授意的。在共同的敌人曹锟、吴佩孚被击败后，张作霖开始对付不久前还是友军的冯玉祥部了。由于奉军实力占优，冯玉祥不得不隐忍等待。 11月12日，在张作霖、李景林的授意下，直隶省议会及各公团推举李景林为直隶保安司令兼省长等职务，直隶被奉系牢牢控制。表面上，冯玉祥和张作霖还是客客气气，两人公推段祺瑞出山，表示愿意服从指挥。 下午，段祺瑞在私宅设宴款待奉军将领，张作霖却借故未到。段祺瑞表示，京奉、津浦两线完全归奉军驻守。这是段祺瑞在向奉军示好。段祺瑞甚至还提议让李景林代替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但在冯玉祥的反对下，没有成功。 在天津会议上，张作霖的表现咄咄逼人，在会外，奉军更是不讲信义，居然把冯玉祥军的部队缴了械，甚至逼迫王承斌辞职。 这一切，都让冯玉祥非常气愤，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在天津，最令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岂非是十足的马贼行为！” 奉军的种种表现，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在天津呆了几天，而外界传说他被刺或被扣，他为了消释这些揣测，便回北京去了。 其实，张作霖的部下在天津会议期间，也确实在酝酿刺杀冯玉祥。有一次，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等人准备趁冯玉祥赴宴之机，中途设伏，暗中刺杀。此事被张作霖的副官长杨毓珣得知，他连忙向冯玉祥告密，冯玉祥有了戒备，才没有遇害。不过，关键还是在于张作霖，他不同意在天津对冯玉祥下手。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的三巨头会议，主要商讨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推举段祺瑞走到前台.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 为什么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呢？因为段祺瑞是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北洋军阀元老有所谓一龙、一虎、一狗，龙是王士珍，虎是段祺瑞，狗是冯国璋。当时，冯国璋已死，王士珍隐退，只剩下了段祺瑞。 奉系的张作霖和奉军的一般高级将领，对段祺瑞都有好感。张作霖虽然不是小站练兵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于北洋体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属于北洋军阀的老关系。同时，在1918年秦皇岛奉军的截械，事先也是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向他的日本士官留学的同学杨宇霆密报消息，才得以成功。事后，两方平分了军械，张作霖也很亲近段祺瑞。 在1920年的直皖大战中，张作霖是直系的友军，和曹锟、吴佩孚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是，军阀之间，利益是第一位的。对段祺瑞而言，他更为痛恨曹锟、吴佩孚，所以在第一次直奉大战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中间的主要联系人就是段祺瑞的妻舅吴光新。 冯玉祥对段祺瑞并无好感，但是在天津会议上，他已经陷入了张作霖和段祺瑞的包围之中。这个包围，是实力上的，也是舆论上的。冯玉祥深感势单力孤，自知处境险恶，自身难保，不得不在表面上也支持段祺瑞。 而在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也是拥护段祺瑞的，因为直系原来的首脑曹锟、吴佩孚已经倒台，他们必须另找靠山。毕竟都是北洋一系，他们也愿意北洋元老段祺瑞出山。段祺瑞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这些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 因此，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马联甲、李济臣、李炳之等人在南京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出山以维大局。 就这样，支持段祺瑞上台，成为当时各大军阀们的共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段祺瑞再次出山后，面对张作霖和冯玉祥，不得不施展所谓的平衡术。对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实力派，他寄予希望，把他们当作平衡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一个重要砝码。 段祺瑞的这个临时执政并不好当，因为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惨败，段祺瑞为了在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搞好平衡，在分配地盘上，真是费尽心机。 经过反复平衡，最后决定：“自津浦沿线一带以至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为张作霖的范围，任命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而以京绥线及京汉线方面给予冯玉祥，任命孙岳为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并特任冯玉祥为西北屯垦督办。 这次势力划分，而张作霖的奉系本来就控制着东北，这次瓜分地盘又得到了许多富庶之地。冯玉祥的地盘看起来面积很大，但大都是贫瘠之地。这就为冯玉祥系和张作霖系之后的大战，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