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王淦昌邀请束星北加入中科院。束星北把头一扬，说“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当时的院长郭沫若是个文人，根本就不是搞科研的，确实还有很多人也是非科学家，都在院里面安排了职务。 有这样一个人，他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以及“中国的爱因斯坦”，他的才华在当时的物理学界中独树一帜。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曾表示：“我的一生与他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在谈及他时，也曾说道：“他的一生是伟大的，做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虽然经历了坎坷，但仍然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如此多的贡献，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这位人物就是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他的一生，始终为追求科学真理而奋斗。 束星北出生在一个优越的家庭，他从小就开始学习。与同龄的孩子们相比，他对课文的理解能力尤为突出。同样的课文，别人需要反复琢磨，他读一遍便心领神会。教他读书的老师魏翘楚非常赞赏他，曾对束星北的父亲说：“您儿子真聪明，是读书的好苗子。”虽然老师的赞美无疑是对束星北天赋的认可，但他有个性格特点却不为人知——他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说话直白，没有太多的委婉，因此常常让同窗无言以对。束星北的天赋很像他父亲，但性格却更像母亲。 年轻时，束星北曾踏上了漫长的学术求学之路，从日本、朝鲜一路到欧洲各国。他拒绝了国内亲友的资助，选择了半工半读的方式生活，依靠一些又粗又累的工作赚取生活费。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束星北的生活极为简朴，常常只能睡在狭小的合租房中，吃一个面包勉强度日。 有一天，束星北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亲自去见他的偶像——爱因斯坦。于是，他从美国出发，历经艰辛，终于来到了柏林。为了能吸引爱因斯坦的注意，束星北准备了两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进行展示。爱因斯坦看过之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专门邀请束星北进行长时间的讨论。 1952年的冬天，北京城笼罩在一片肃杀的寒意中。王淦昌裹紧大衣，走在结冰的街道上。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者，他此行的目的是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加入中科院的团队。 到了束星北的办公室，两位物理学家的谈话并没有如王淦昌预期的那样顺利。面对邀请，束星北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科院内部存在着＂政治学者＂，这些人缺乏科学家应有的精神品质。他特别提到了时任院长郭沫若，认为一个文学家主持科研机构的最高学术机构，显然与科学发展的规律不相符合。 这番言论背后，是束星北数十年来对科学精神的坚持。在国外求学期间，束星北展现出了非凡的学术天赋。他参与了狄拉克方程的推导工作，深入研究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关系，这些都是当时物理学最前沿的领域。1931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理学硕士学位，这份成就让他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 1944年，面对国防需求，他带领团队投入到雷达研制工作中。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他们成功研制出了可探测地面约10公里远目标的雷达系统，为中国雷达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项成就为他赢得了＂中国雷达之父＂的美誉，也体现了他将物理学理论付诸实践的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科研成就，1952年王淦昌才会专程邀请他加入中科院。 束星北一生淡泊名利，始终心系国家，为了培养后辈的爱国情怀，他从小就要求自己的孩子们牢记使命。他曾为孩子们定下一个规矩：可以出国留学，但学成之后必须回到中国，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在家人眼中，束星北显得固执，执意要求后代留在国内，不允许他们在国外定居。然而，这种固执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他在工作中的坚持也曾让他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战争胜利后的那段日子，百姓们庆祝着新中国的崭新明天，整个国家在混乱中逐步恢复发展，科研领域也难免被政治因素所影响。虽然对于国家来说，这种局面可能有其利的一面，但束星北的内心却因此充满了惆怅。 在一次学校邀请热力学家王竹溪做学术报告时，束星北毫不犹豫地站上讲台，打断了王竹溪的发言，直言他的报告存在严重错误，并提出了具体的反驳意见。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逐一指出公式和概念中的问题，讲解自己的看法。这番举动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尴尬，王竹溪显得无地自容。而束星北在事后却冷静地表示：“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清楚，我自然不能忍受。以前在大学里，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1979年，中科院为导弹轨迹计算项目提供了100万的科研经费，然而，面对这样一笔巨额奖励，许多人却不敢接下这个任务。束星北没有任何犹豫，他走进了钱学森的办公室，只要求了几样简单的东西：一个手摇式计算器、一支笔、一些纸张和一个安静的地方。几天后，他便交出了计算结果。虽然他完成了如此艰巨的任务，但那笔100万的奖励经费，他一分也没要。这时，他已经73岁了，依旧保持着对学术的执着和对国家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