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郭葆昌到故宫前的琉璃厂溜达，见古董店内的老板娘不断给他打眼色，他匆忙走进店内，女人随即关上了门。过了许久，郭葆昌一脸兴奋地走了出店时，念念有词的低声对店家说：记得我俩约定，此事一定要保密！ 郭葆昌何许人也？他早年只是北京一家古玩店的学徒，因机缘巧合，投身袁世凯门下，成为身边得力助手。凭借他的机灵和精明，深得袁世凯的喜爱。后来，袁世凯称帝时，郭葆昌被任命为“陶务总监督”，专门负责在景德镇烧制“洪宪御瓷”。 然而，袁世凯的帝位仅维持了83天，郭葆昌也只得在短时间内烧制了三四万件“洪宪瓷”，其中不少精品瓷器尚未来得及送抵北京，袁世凯便突然离世。这些瓷器也因而成了郭葆昌的私人收藏品，为他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凭借这段经历，郭葆昌从一个学徒蜕变为一代知名的瓷器收藏家和鉴赏家。他的书斋名为“觯斋”，因为他珍藏了一件价值不菲的青铜觯（古代盛酒器）。在烧制“洪宪御瓷”的同时，郭葆昌还制作了一批自用瓷器，上署“觯斋”款，仿制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这些作品至今被视为难得一见的精品。 作为一位著名的瓷器鉴定专家，郭葆昌曾任故宫博物院的瓷器鉴定委员，他的寓所门前常有中外藏家络绎不绝。 郭葆昌常言道：“赚钱就是要赚洋人的钱，不能坑中国人。”他出售给外国人的瓷器，大多为赝品，甚至是他亲手仿制的仿古瓷品。他懂得如何利用自己“鉴赏家”的身份，将瓷器包装成“他人收藏的宝物”，并让儿子扮作货主，这一连串巧妙的安排，让外国人信以为真，掏出了高价购买这些仿品。 1946年，他的后人遵从其遗愿，将珍藏的瓷器悉数捐赠给故宫博物院。这批“郭瓷”珍品中不仅有罕见的宋瓷，还有故宫本馆亦不曾收录的清代官窑精品“移栖耳尊”。与杨宁史的青铜器并称“郭瓷”和“杨铜”，这些捐赠文物成为故宫的重要馆藏，最终被运抵台湾，成为文化宝藏中的瑰丽篇章。 1924年深秋的一个午后，琉璃厂古董店内，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板正在柜台后打盹。忽然，店门被推开，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子走了进来。青年自称是敬懿皇贵妃的侄孙，说有两幅珍贵的字画要卖。 原来在敬懿皇贵妃离开故宫那日，她将这两帖偷偷缝在衣襟里，带出了紫禁城。皇贵妃本想让侄孙好生保管此物，却不曾想到侄孙竟将其视如敝屣。眼下青年落魄潦倒，欲将字帖变卖换钱，也实属无奈之举。 老板虽不识货，却也知道，这等级别的字画，绝非寻常之物。他打算找位行家来掌掌眼。古董店老板想到了京城有名的鉴定家郭葆昌，便偷偷差人去请。郭葆昌闻讯赶来，刚一进店，便被一股莫名的气场所吸引。 郭葆昌伸出颤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视线落在其中的字帖上，登时瞪大了双眼！他凝神细看，片刻后猛地抬起头，脱口而出:＂真迹！这真的是《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场的众人听得一头雾水。老板忙凑上前去，小声询问郭葆昌此物的来历。 原来，《中秋帖》和《伯远帖》，与《快雪时晴帖》并称＂三希＂。相传，乾隆皇帝最为喜爱这三帖，特意在宫中建造了一座＂三希堂＂来珍藏。然而自敬懿皇贵妃离宫后，这两件珍品便下落不明，杳无音讯。 古董商听罢大喜，他知道自己捡到宝了。郭葆昌却暗自心惊，他深知这等国宝流落在外，实乃不祥之兆。然而眼下贸然声张，恐怕反而会引来祸端。思忖再三，郭葆昌决定以重金买下这两帖，并嘱咐古董商此事万万不可声张。 “三希”指的是乾隆皇帝珍藏于三希堂的三件晋代名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珣的《伯远帖》。 收藏界流传着“太平古董、乱世黄金”的说法，然而真正成就古董收藏大家的往往正是乱世。在动荡的年代里，战乱频仍，生活艰难，人们无暇去鉴赏或珍藏古董，许多传世珍品因此散落流失，无人问津。这种乱世背景，反倒为收藏家提供了低价收购宝物的机会。 1924年，当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时，他曾企图将《快雪时晴帖》卷入寝具带走，但最终被拦下，幸而保留，如今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中秋帖》和《伯远帖》——即后来的“二希”——则辗转流落民间，到了民国年间成为收藏家郭葆昌的珍藏。 郭葆昌曾承诺，在他去世后，将“二希”捐回故宫博物院，以实现“三希”合璧之愿。然而他去世后，其子郭昭俊并未履行这一承诺。1951年，郭昭俊因经济困难急需用钱，便将“二希”抵押给香港的汇丰银行，抵押金额为45万港币。然而，当年底抵押期限将至时，他仍然无力赎回。 1951年10月，中央政府获悉“三希”中的“二希”有可能流失海外。为避免这一文化瑰宝的损失，时任政务院院长的周恩来决定采取行动，特批50万港币以回购“二希”。周恩来在1951年11月5日对此事做出明确批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通过我方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核实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抬高押价之事，以确保两帖顺利购回。” 最终，在政府的积极协调下，“二希”得以回到故土，避免了流失海外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