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国民党中将李玉堂被枪杀于台北碧潭，蒋介石为何要杀害这个黄埔一期的爱将呢？这一切得从解放海南岛说起。
黄埔一期的李仙洲、李延年与李玉堂，皆出自山东，因此被誉为“黄埔三李”。 在解放战争前，这三位的经历颇为相似：他们具备卓越的军事素养，在东征、北伐及抗日战场上均有出色表现，从排连长逐步晋升至各级部队指挥官，并在抗战期间担任过中将或军长，随后又相继担任兵团司令官等重要职位。 然而，进入解放战争后，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尤其是战功最高的李玉堂，其人生结局尤为悲惨。李玉堂追随蒋介石迁往台湾，最终被枪决，妻子亦未能幸免。 李玉堂出生于1899年，家境殷实，来自山东广饶县。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幼年的他几乎未曾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七岁时，父母将他送入私塾，接受当时社会上优质的教育资源。原本锦衣玉食的他，16岁那年命运发生了巨变。当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违背天意，企图再次称帝。 受高等教育熏陶的李玉堂，年仅16岁便敏锐察觉袁世凯的野心将使中国陷入深渊。因此，他加入了阎抚尘领导的学生营，积极参与当时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然而，仅一年后，袁世凯在北京突然去世，阎抚尘组织的反袁学生营也随之解散。 1921年，李玉堂决定投身革命，放弃文科，报考了山西设立的军事教育团学院。毕业后，他加入了阎锡山领导的晋军，担任上士班长和准尉司书等职务。凭借出色的表现，李玉堂迅速获得重用。1924年，他成功考入黄埔军校，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二团，担任见习军官。 在军校期间，李玉堂表现优异，勇猛善战。他参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东征，随后前往广州平定叛乱，并参加了两次北伐战争。在惠州、南昌、龙潭、金浦及蚌埠等地的战役中，李玉堂屡立战功，职务不断晋升，从排长一路晋升至师长。在国民党军中，他与李延年、王耀武、李仙洲并称为“三李一王”，深受蒋介石的器重。
1951年2月5日，一个阴冷的冬日，国民党中将李玉堂在台北碧潭畔被押赴刑场，与他一同走向生命终点的，还有他的妻子陈伯兰、大舅哥陈石清，以及昔日的副官李刚。就在几声枪响过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黄埔一期生，就此与世长辞。 早在广州解放前，国民党元老薛岳和余汉谋就率部逃往海南。薛岳凭借与蒋介石心腹陈诚的交情，得到了老蒋的信任，被委以海南蒋军指挥权。而余汉谋虽有华南军政长官的头衔，却只能坐冷板凳。 形势比人强，1949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节节败退。为图挽回颓势，蒋介石命令薛岳从海南调兵增援。薛岳遂令二十一兵团司令官刘安琪率部海运前往广东。但刘安琪对此颇有微词，便让手下32军军长赵琳带一个师先行，而对外则谎称全军出动。 赵琳心知自己非解放军的对手，明白此去凶多吉少，最终也只派出一个团作为敷衍。然而就是这个团，在广州解放那天还徘徊在半路上。薛岳勃然大怒，立即向蒋介石告状，称二十一兵团＂增援不力＂。 而赵琳虽被宣布撤职查办，到了台北后却也不了了之。就在32军军长之位悬空之际，薛岳忽然想起了他在九战区的老部下李玉堂。这位曾担任第十军军长的将领，抗战时屡建奇功，却在兖州失守后被蒋介石雪藏。如今正好借此机会，重新起用李玉堂，让他出任第一路司令官兼32军军长。 谁曾想到，就是这一任命，成为李玉堂悲剧命运的转折点。而那场席卷海南的解放之火，也成为吞噬这位黄埔将领的烈焰。 1942年12月31日，日军三个师团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猛烈进攻，并高喊口号：“到长沙城过元旦！”然而，在第十军的坚决防守下，日军的推进进展缓慢。 1月4日，部分日军突破防线，强行进入长沙城。然而，第十军的顽强防守使日军的进攻步履维艰。尽管日军伤亡已接近三分之一，但他们的士气依然高涨，不断与国军展开逐屋逐巷的激烈争斗。日军在长沙城内的损失惨重，最终不得不选择撤退，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失败。 此次战役不仅成功保卫了长沙，也为随后展开的衡阳保卫战提供了宝贵的守城经验，衡阳战役坚持了47天，进一步巩固了国军的防御能力。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离不开李玉堂的卓越贡献。战后，李玉堂得以官复原职，并与薛岳共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一次，驻扎在金华、兰溪一带时，李玉堂参加了顾祝同召开的会议。会后，他愤怒地对几位亲信说道：“蒋介石这人，真是刚愎自用。”在当时，军中对蒋介石的言论严苛，随处都有监视，由此可见，李玉堂承受的巨大压力，已经使他情绪失控，言辞激烈。 李玉堂性格宽厚，战斗结束后，军部的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会一同用餐。他常与部下回忆往昔，提到东征之战时，黄埔一期的学生未曾上课，随同校长蒋介石参战，奋勇争先，攻下多个城池，凭功升迁迅速。他对参谋们说：“你们需要在学校接受三年训练，随后服役半年，再实习半年，总计四年，而我自己仅用了六个月，却能胜任重要职责。”他还提到，担任连长期间，即便士兵背对着他，他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