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从苏联获得了多少装备？
战争是敌我双方在人力、智力和物力方面的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除了在战场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决定性因素外，也与中国军队上下对武器装备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在此，通过一组数据来说明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提供给我们的军事装备支持。可以说，这次苏联的武器援助使中国军队在近代首次初步实现了陆军装备的制式化和初级现代化。 毫无疑问，尽管苏联在历史上有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和利益，但在中国最危急的关头，它给予了中国革命和正义事业极为重要的支持。这些帮助，尤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时甚至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的援助。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段历史，而历史也不会忽略这些帮助。然而，在苏联援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首先，苏联提供的部分装备陈旧且质量堪忧，比如志愿军戏称为“脚蹬枪”的1930年式莫辛纳甘步枪。此外，83毫米口径的T-34坦克也被更换为配备76毫米炮的“功臣坦克”。 有些人总将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提供的武器援助误解为“白给”，但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苏联的援助确实在抗美援朝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装备、物资并非“白送”，而是以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方式提供。尽管这种援助对新中国的军事实力提升意义重大，但也对新中国的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此，苏联援助的性质更应被理解为“有偿帮助”，而非“无偿资助”。 尽管如此，这些援助仍然对抗美援朝战场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军队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获得了现代装备，还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进程。这段援助历程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成为中苏关系和中国现代军队成长中的重要一页。
1952年的一个寒冷冬夜，张老伯正与孙子小明围坐在炉火旁。小明好奇地问道:＂爷爷，您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先进吗？＂张老伯望着炉火，陷入了沉思。 老人缓缓开口道，＂我记得那是1951年底，我随部队开赴前线。当时的志愿军装备还很匮乏，许多战士连像样的枪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重武器了。＂ 老兵接着讲述道:＂但就在那个时候，苏联的援助来了。我亲眼看到，在鸭绿江边，一船船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那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据我所知，仅在1951年初，苏联就向我们提供了足够装备36个师的轻武器和弹药。你想想，光是步枪就有14万支，冲锋枪2万6千支，机枪9千挺。弹药就更多了，各种口径的子弹加起来，得有上亿发呢。＂ ＂还有那些大家伙，简直让我们眼花缭乱。＂老人激动地说，＂卡车车队一辆接一辆，运来了大炮、火箭炮，甚至还有坦克。你知道吗，当时美军最怕我们的炮兵了。这些，都是苏联援助的功劳啊。＂ 小明听得瞠目结舌，他难以想象这个数量究竟有多庞大。 老人接着说:＂到了1951年下半年，我们又从苏联购买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虽说这批装备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有限，但这体现了毛主席＇多算胜算＇的战略思维。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随时准备打大仗。＂ 按理说，战争既然已经结束，苏联本没有义务继续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然而，事实上，苏联一直为中国提供各类武器装备，直到1954年。为什么会这样？翻开历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切的缘由竟与新疆的一座矿坑息息相关。 1950年，中国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共同在新疆开采稀有金属，并成立合作公司，公司地点设在可可托海。到了1955年，苏联方面将股份移交给中国。这一举动并非因为可可托海的稀有金属对苏联失去了吸引力，而是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1950年10月，为争取苏联对中国军队的武器支持，周恩来总理亲赴索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斯大林首先称赞了中国敢于抗衡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勇气和决心。接着，在武器供应问题上，斯大林只愿与周总理讨论武器的数量，却未涉及这批武器的价格。这直接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苏联究竟是以租借还是买卖的方式提供这些武器？ 对此，周总理不敢有丝毫延误，立即向北京方面汇报。毛主席则希望斯大林能够明确表态，到底是租借还是买卖。站在中国的立场，毛主席更倾向于租借而非买卖。 战争结束后，经过双方清算，中国共欠下苏联30亿人民币贷款，加上其他各类费用支出，总计需支付57亿多人民币。自1954年起，中国每年支付约5亿元，余款则计划在1965年前全部清偿。 如此巨额的债务，显然无法单靠人民的力量来偿还。那么，这时候可可托海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在战后“还债”的那段时间里，可可托海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了中国还款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其中的“三号矿坑”，几乎承担了40％的债务。正是凭借可可托海的资源，中国才得以顺利支付大部分费用，缓解了经济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