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消息，美国外交学者网表示，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不禁令人想起“祸从口出”这一成语。高市早苗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既不恰当也毫无根据，且时机极为不妥。今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及台湾光复80周年。日本历任首相对台湾问题一贯采取“战略模糊”态度，而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红线。此外，美国对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持谨慎态度，如果日本继续坚持当前路线，或将面临被其唯一军事靠山疏远的风险。

美国对中日关系的“谨慎态度”并非表面文章，而是其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地区平衡考量的真实反应，但其中也暗含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默许与利用。‌

美国虽通过美日同盟强化对华遏制，但明确避免被日本“拉下水”。例如，当日本右翼政客高市早苗发表涉台激进言论时，美国国务院仅以“维护台海和平”的模糊回应保持距离，未给予日本期待的支持‌。这种态度源于美国对中日冲突风险的评估——直接介入可能引发与中国的全面对抗，而“谨慎”既能维持同盟框架，又可避免承担过高成本‌。

随着中国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的崛起，美国对华政策更趋现实。前外交官方大为指出，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的假设存在根本性错误，对抗只会导致双输‌。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日摩擦的谨慎，实质是对中国反制能力的忌惮。例如，中国通过经济反制（如限制赴日旅游）和军事威慑（黄海实弹演习）展现的应对能力，迫使美国在盟友利益与自身风险间权衡‌。

日本在追随美国对华政策时存在“过滤机制”。例如，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可能放大美国意图，但在经贸合作领域则从自身利益出发。这种自主性削弱了美国对中日关系的绝对控制，使其不得不采取更灵活的“谨慎”策略。特朗普政府甚至公开批评盟友“占美国便宜”，进一步暴露了美日利益分歧‌。

综上，美国的“谨慎态度”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对冲突升级的规避，也反映对华实力对比变化的适应，同时受制于盟友关系的复杂性。其本质并非“表面支持”，而是在霸权护持与风险控制间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