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医说："人不要太健康，太健康活不久。也不要太优秀，太优秀你也走不远。凡是长寿的人，要么身上病病殃殃，要么事业上平平庸庸。"

头一回听，觉得像抬杠。后来认识了一个老头，才发现这话还真有它的道理。

他叫周有光。你也许不认识他，但你天天在用他的东西。小学一年级课本上那几个拼音字母，就是他牵头定下来的。外人送他一顶帽子，叫"汉语拼音之父"，他连连摆手：别叫别叫，读过我书的人，不会把这顶帽子往我头上扣。

1906年，他生在常州青果巷，家里那时已经败了。父亲靠教书养不活一大家子，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搬到苏州。这位母亲常挂嘴边一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

年轻的周有光，是家里五代单传的独苗，也是个药罐子。得过肺结核，得过忧郁症。结婚那年，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人算了一卦，算命的说，这人活不过三十五。

他听了，笑笑，没往心里去。后来他常说，算命的没算错，是医学进步了。

抗战那八年，他在重庆。城里不能住家，下班坐滑竿下到江边，再坐船回南岸。有一回，日本人的炸弹就在他旁边炸开，气浪把他从滑竿里掀出来，甩进路边的土沟。他趴在沟里，摸摸身上，哪儿都不疼。旁边的人，全没了。

还有一劫，他连躲都不知道是怎么躲过去的。1955年，他四十九岁，在复旦教经济学，一纸调令把他调去北京搞文字改革。没过两年，反右开始，上海的经济学教授一个接一个被打成大右派。他因为改了行，没人再算他的旧账。事后老朋友来看他，说你捡了一条命。

1969年，他六十五岁，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走二十里路看不见一个人。派给他的活儿，是跟老教育家林汉达一起看高粱地。规矩很严：不能站着不动，不能坐，更不能躺。两个老头就绕着地头走，一边走一边讨论汉字怎么改，声音越来越大，像对着一万株高粱演讲。

有一回开大会，天上大雁铺天盖地飞过，粪雨兜头砸下来，满场的人全中了招，只有他头上扣着一顶大草帽，躲过去了。他后来跟人讲起这事，乐得不行，说这种事一万年也碰不上一回。

干校不许带书，他就拿一本《新华字典》做字形分析。牙不好，捡了地上的节节草，削一削当牙签，还得意地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牙签，回北京时带了整整一大包送朋友。

多少年治不好的失眠，在那儿自己好了。

再说他的"事业"。前半辈子搞经济，半途而废；后半辈子搞语文，半路出家。他自己算过一笔账：两个"半"字摞一块儿，是个圆圈，是个零。

他住北京后拐棒胡同，书房九平米，一张掉漆的黄桌子，两排旧书架，两把椅子。单位在方庄分了新房让他搬，他不搬，说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够了。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一杯红茶，菜就是青菜、豆腐、牛奶。人家送来的补品，搁柜子里放到过期。他给自己立了规矩：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

写累了，就扶着桌脚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他管这叫"象鼻子运动"。

老伴张允和爱喝茶，他喝咖啡。一人一杯，碰一下再喝，他管这叫"举杯齐眉"，碰了快七十年。

八十一岁那年，他把日子重新当一岁算。九十七岁去体检，医生捏着单子看了半天，自作主张把年龄改成了七十九。

老天也没全放过他。抗战时女儿得盲肠炎，缺药，没能救回来，他不在身边。2015年，独子周晓平走了，家里人不敢告诉他。他夜里睡不着，让保姆推着他，到亲人的床前，讲儿子的一生，讲生老病死的规律。讲完，谁也没把那两个字说出来。

有人追着问他长寿的方子，他笑：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2017年1月14日，他走了，一百一十二岁。

一个算命的说活不过三十五的人，一个把自己一生算成"零"的人，最后活过了三个三十五。

身体太好的，舍得折腾自己；名声太大的，舍不得松手。他倒好，身子骨从没硬朗过，名头从没争过，把日子过得又慢又淡，一天一天省着用。省着省着，就比谁都长。

你家那个活得最久的老人，是不是也是这么个不争不抢的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