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意外发现中国援阿尔巴尼亚的大量化肥被随意堆放在田间地头，任凭日晒雨淋失效；明明没有棉花却要求中国援建纺织厂，从中国进口棉花加工成布匹再返销中国牟利；并且阿方提出的军事项目数量远超其国防需求。
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变化。中苏关系恶化后，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关系破裂，中国逐步承担起更多援助责任。从工业建设到农业发展，从技术人员交流到军事合作，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当时中国自身经济条件仍然有限，但依然拿出力量支持友好国家，这背后既有国际主义精神，也有维护国家外交空间的战略考虑。
但外交支持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实际效果。对于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规模有限的国家来说，大量项目进入之后，怎样管理、怎样使用，比单纯建设数量更加重要。耿飚后来发现的问题，恰恰来自这一环节：一些项目在设计阶段考虑了政治意义，却没有充分结合当地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
1969年，耿飚抵达地拉那担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此前，他长期参与军事和外交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调查研究。他没有把大使工作理解成简单的外交沟通，而是把了解当地真实情况作为重要任务。到任后，他频繁前往基层查看援助项目运行情况。
在农业领域，中国援助的化肥本来是为了帮助阿尔巴尼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但在实地考察中，耿飚发现部分化肥没有及时投入农业生产，而是露天堆放。农业物资最怕长期暴露在环境中，一旦保存不当，就会影响使用效果。对于当时资源并不充裕的中国来说，这样的场景冲击很大。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援助项目暴露出的并不是单个管理问题，而是项目规划理念的问题。工业建设必须考虑原料、市场、运输和人才条件。如果只看到建设一座工厂的政治意义，却没有分析后续运行条件，项目建成之后也可能面临效率不足的问题。
纺织厂项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纺织工业需要稳定的棉花供应，但阿尔巴尼亚自身相关资源有限。如果生产依靠外部输入，产业链成本就会增加。中国当时不仅需要援建，还需要提供相关支持，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帮助项目启动，却未必能够形成完全自主的发展能力。
军事合作同样需要科学评估。国防建设不是装备越多越好，而是要符合国家安全环境、经济承受能力和实际使用需求。如果装备规模超过维护能力，反而可能增加后续压力。耿飚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情况，让他认识到援助项目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简单满足需求清单。

更深层的问题，是双方对国际形势和发展道路的理解逐渐出现差异。过去中阿关系建立在共同面对外部压力的基础上，但随着国际环境变化，两国对于外交策略、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中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外交布局，也需要更加准确判断合作对象的实际需求。
耿飚没有选择回避这些问题，而是将调查结果整理成报告，向国内汇报。他关注的不是某一个项目的得失，而是一个国家对外合作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援助如果缺少监督和评估，就可能出现投入很大、效果有限的情况。
这份报告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推动了一种更加务实的外交思维。中国对外援助不能只计算投入多少，更要看是否帮助受援方形成长期发展能力。真正有效的合作，不是简单提供资源，而是帮助对方建立能够持续运行的体系。
回看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当年的援助既有时代背景，也有现实局限。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需要朋友，也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这种出发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任何国家开展国际合作，都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善意必须通过科学方式实现，否则资源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耿飚的调查，也说明中国外交传统中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重视事实。外交关系不能只看公开场合的友好，也要看基层运行中的真实情况。只有敢于发现问题，才能调整政策，让合作走得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