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桥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早年并没有长期凌晨才休息的固定作息。到延安时期，因为前线军情电报大多在夜间送达，战事紧急，许多指令需要连夜拟定回复。受战时指挥与通讯条件限制，慢慢养成了夜间集中办公的习惯。


1948年的西柏坡，毛主席桌上的电报有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差。
各战场发给中央的电报，多数在白天陆续送到。等到夜深，毛主席开始集中处理这些战报，研究战场变化，拟定新的指示。

许多回电属于特急件，写完就要立即送进机要系统，译成密码，交无线电台发往前线。于是白天收到的战报，常常在深夜变成新的命令。

机要室不能跟着领导人的睡眠时间停下来，只能昼夜轮班。

三大战役期间，这种工作强度达到高峰。
毛主席在西柏坡三百多个日日夜夜里起草四百多封电报文稿，其中三大战役期间有二百三十余封。

战事最紧的时候，中共中央平均每月收发电报约一百四十万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经常来到毛主席住处研究战局，决定形成后，很快就通过电波送往东北、华东、华北等战场。


可把时间往前推十年，问题就变了。
1940年6月1日，陈嘉庚到杨家岭会见毛主席。谈话安排在下午四点。毛主席向他谈起自己的生活，说办公多在夜间，鸡鸣以后才睡，所以白天往往到下午才起床。陈嘉庚劝他把工作改到白天，毛主席回答：“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

“十多年”四个字，把这种习惯的起点推到了延安以前。
1927年10月至1929年初，毛主席经常住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根据地受到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灯油也是紧缺物资。

按照当时规定，他夜间办公可以使用三根灯芯，他常常只点一根，在楼上工作到深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那时中央还没有形成后来那套覆盖全国各战略区的无线电指挥网络，深夜阅读、思考和写作已经是毛主席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访问，同毛主席多次长谈。
六次重要谈话里，有两次一直谈到天亮。此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但距离西柏坡那种每日处理大批战场电报的状态还有十年。

夜间工作已经稳定存在，战争又开始给这种习惯增加新的内容。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毛主席夜里究竟在处理什么，以及多少人开始围绕这个时间表运转。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留在陕北，身边兵力和机关人员大幅压缩，无线电台却必须带着走。

部队每到一个宿营地，通信人员要尽快架起电台；中央领导离开时，值机人员还要留到最后，随后赶往下一站，争取在中央到达后迅速恢复联络。毛主席一驻下来，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阅读各战略区发来的电报，再向各地发出新的部署。

此时，电台已经不只是传递命令的工具，它本身也会暴露位置。
王家湾期间，国民党军利用无线电测向搜索中央前委电台群。为摆脱追踪，周恩来下令电台静默三天，只收不发。

几十年前传统战争中的司令部可以靠骑兵、电话线和传令兵维持联系，到了转战陕北，一部正在发报的电台甚至可能把中央所在地暴露给追兵。通信速度提高了，指挥部也付出了新的代价。

李银桥正是在这一阶段来到毛主席身边。
1947年8月，他从周恩来身边被调去担任毛主席卫士，此后长期随侍。换句话说，他亲眼看到的，已经是几十年工作习惯同高强度战争指挥叠加之后的状态。

井冈山时期怎样工作，延安早期怎样形成生活节奏，都早于他的随侍经历。

到了西柏坡，个人习惯同指挥系统几乎完全咬合在一起。
白天，东北、华北、华东等战场的情况通过机要系统汇集到中央；晚上，毛主席集中阅读、研究、起草回电；深夜，特急电文进入译电和发报程序；另一端的野战军司令部接到中央指示，又根据新的敌情继续回电。

一个昼夜结束时，下一轮战况已经送上来。

毛主席早年长期夜间工作，并不是延安战争电报突然造成的。
井冈山时期的深夜写作，1938年的通宵长谈，1940年本人所说的“十多年如是”，都早于解放战争的大规模电报指挥。

战争改变的是这套作息承担的任务：一盏油灯下个人阅读、写文章的夜晚，后来接上了译电员、值机员、无线电台和遍布全国的野战军司令部。

到三大战役最紧张的几个月，白天抵达西柏坡的战报堆上桌面，夜里一封封特急电报再从这里发出去。

机要人员轮班，电台继续呼叫前线。
毛主席原有的夜间工作习惯没有被战争创造出来，却被战争变成了一套连着全国战场、不能随意停下来的工作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