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杨尚昆找到彭德怀，建议道：“军委搬出中南海吧”，刚开始彭德怀不同意，后一听事关毛主席，二话不说：“必须搬”！

杨尚昆走后，彭德怀在屋里踱了两步，停在窗前。窗户外头能看见勤务员正骑着自行车送文件，车铃叮叮当当的。他看了会儿，转身对秘书说：“去请赖祖烈同志来一趟。”

赖祖烈当时负责行政事务。他进来时，彭德怀已经坐回桌前，正翻着台历。

“老总，您找我？”

彭德怀抬头，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军委要搬家。你抓紧时间找地方，要快，但不能将就。离中南海远些，但交通得便利。”

赖祖烈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明白。有初步方向吗？”

“你定。”彭德怀摆摆手，“原则就一条：安静。最好是独院，周围别太吵闹。”

赖祖烈记下要点，没有多问，转身就去办了。

接下来几天，彭德怀照常处理公文，会见各军区负责人，但话比平时少了些。有次副总参谋长来汇报工作，临走时间了一句：“听说要搬？”

彭德怀“嗯”了一声，把一份文件递过去：“你看看这个。搬是小事，工作不能耽误。”

文件是关于沿海防务的。副总参谋长接过去，也就没再提搬家的事。

选址很快有了眉目。赖祖烈看了三处地方，最后倾向于景山东街的一处院子。他拿着平面图来汇报，彭德怀正在吃午饭——一碗面条，就着两瓣蒜。

“就这里。”彭德怀用筷子尖在图纸上点了点，“够用就行，别搞排场。”

“办公桌椅可能要添置一些。”赖祖烈说。

“旧的能用就用，不能用的从仓库调。”彭德怀扒拉完最后一口面，“你抓紧办。下周末前搬完。”

搬家那天是个阴天。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搬箱子，彭德怀站在永福堂的廊下，看着他们收拾。秘书抱着一摞文件出来，问：“老总，您这些笔记本……”

“都带上。”彭德怀说。他走进屋里，环视了一圈。屋子已经空了，墙上留着原来挂地图的印子。他走到桌前，摸了摸桌面，转身出去了。

车在景山东街的新院子门口停下。彭德怀下车，没先进门，而是在胡同里走了几步。胡同很安静，有棵老槐树从墙里探出枝桠。

赖祖烈迎出来：“都安排好了，您看看哪里不合适。”

彭德怀里外转了一圈。办公室比原来小，但窗户朝南，亮堂。他点点头：“可以。”

安顿好后，第一个来汇报工作的是杨得志。他一进门就笑：“老总，这儿可不好找啊。”

彭德怀示意他坐：“多跑几步路，锻炼身体。”

谈完正事，杨得志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搬出来……方便吗？”

彭德怀正在批文件，头也没抬：“毛主席能清净些，就值。”

杨得志不再说话。他看见彭德怀用的还是那个旧茶杯，杯沿有了道细裂纹。

晚上，彭德怀在新办公室待到很晚。秘书进来添水，见他站在新挂的地图前，手里拿着铅笔，虚虚画着几条线。

“老总，该休息了。”

“就走。”彭德怀应着，却没动。过了会儿，他忽然问：“今天有中南海送来的文件吗？”

“没有。”秘书说，“都直接送到这儿了。”

彭德怀点点头，把铅笔搁在桌上。“好。”

他走出办公室，带上门。走廊的灯是新装的，光有点白，照得水泥地发亮。他走到院子里，背着手站了会儿。能听见远处隐约的市声，但院子里很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响。

他抬头看了看天，然后转身朝宿舍走去，步子迈得很大，像在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