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毛主席坐专列出行，阵仗是这样的：前面五个车皮，驻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开道；中间十个车皮，一个连的兵力贴身守护；后面五个车皮，五十名士兵压阵。这套配置，汪东兴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


1949年12月6日晚，北京西直门火车站。
毛主席乘坐的9002号主列车准备北上时，前面已经安排了一列先行列车，后面还有后卫列车。三列车彼此拉开距离，毛主席所在的主列车放在中间。

负责专列组织和身边保卫的汪东兴，把随车力量分成几层。

前卫车五个车皮，配五十名士兵和部分铁路工作人员；主列车记为十个车皮，一个连部署在前几个车皮；后卫车也是五个车皮，另有五十名士兵。后卫车还装着赴苏礼品和其他物资。毛主席所在公务车内，汪东兴、叶子龙、李加吉等负责身边警卫和联络。

一个连没有全部挤到公务车四周。

主列车前部有武装警卫，公务车内部另有身边警卫，前方还有先行列车，后方再留一列后卫车。
五个、十个、五个，实际分属前卫、主列和后卫三个部分，并非二十个车皮首尾相接的一列长车。

北京到满洲里有漫长铁路。
1949年底，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许多地区刚完成接管，铁路公安保卫工作仍在建设。

列车一路要经过车站、桥梁、隧道，还要完成上煤、上水、换机和调度。车厢里的警卫只能跟着列车移动，钢轨两侧的安全则要由另一套力量接手。

毛主席准备访苏时，汪东兴被要求同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共同安排沿途警卫。

11月，公安和铁道系统进一步投入准备。周恩来召集罗瑞卿、杨奇清、滕代远等部署任务，专列组织、铁路运行、沿线治安和肃反工作分别有人负责。

中央警卫力量守车，铁道部门管运行，公安力量铺向沿线。

参加专运的乘务人员和沿线值班人员接受审查，机车、车辆、线路和通信设备集中检查。

桥梁、隧道及重点路段布置武装警戒，普通客货列车按照调度为专列让路。

列车停站需要进行技术作业时，站内人员按预定范围接触专列；列车离开后，下一段线路继续接过警戒任务。

保密也直接进入运行安排。
毛主席出发前要求此次行动不公开宣传，不带记者，沿途只允许少量地方负责人上车，在国内途中不安排公开活动。专列另设代号，铁道系统内部只有少数人员掌握任务。

列车经过哪些站、什么时候通过、车上坐着谁，都被压在尽可能小的知情范围内。

前卫车先走，带着警卫和铁路人员运行在主列车之前。9002号居中，前几个车皮安排一个连，毛主席所在公务车内再设身边警卫。后卫车留在后方，既有五十名士兵，也运载礼品和物资。

人员、武装、后勤没有集中在同一列车的同一位置。

列车离开北京后，车上的警卫和地面的警戒同时向东北延伸。
专列通过一段线路，沿线车站、桥涵和重点地点按部署守卫；到站以后，铁路人员完成必要技术作业，再把列车送入下一段线路。

毛主席所在的公务车始终只是移动中的一个点，外面还有整条铁路按照专运要求运转。

到沈阳后，东北方面人员上车看望毛主席，原有编组继续北上。

12月9日，专列抵达满洲里。这里出现一道铁路本身的限制：中国铁路与苏联铁路轨距不同，9002号无法继续驶往莫斯科。中方人员把行李和物资转移到苏方准备的列车上，国内这一段专运随之结束。

换上苏方列车后，编组办法也发生变化。苏方安排前卫车，主车以三个车厢为一组，相互隔开。毛主席随后继续北上，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车厢、警卫和运行方式都换了，国内铁路上那套前卫、主列、后卫的三层编组停在了满洲里。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毛主席和周恩来随后返国。到满洲里后，他们再次换乘中方列车，国内铁路重新组织专运和警戒。3月4日，列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中央没有安排公开迎接，两人下车后直接离站。

从西直门到满洲里，前面五个车皮、中间十个车皮、后面五个车皮，只是车上的那一层。
车外还有人员审查、机车检修、线路调度、桥隧警戒和沿途保密。

到了国境线，9002号停下，人员和物资换上苏方列车，那套随中国铁路一路北上的警卫安排，也在这里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