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当下的最热话题。林毅夫、余永定、姚洋、李迅雷四位经济学家，近日在清华五道口论坛的发言引发广泛热议。他们共同判断，当前地方债务风险的紧迫性，超过房地产调整带来的压力，是眼下最突出的挑战。四人共同呼吁，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大责任，通过增发国债，置换一部分存量地方债务，解开债务对地方发展的束缚，打通经济循环堵点。

几位经济学家的共同建议很明确，中央财政要承担更大责任，适时增发国债，用国债置换一部分存量地方债，把地方从沉重的还本付息压力中解放出来。

该操作完全不属于常规认知层面的“借新还旧”，从根本属性来看，是针对当前已有债务关系所开展的一次全方位梳理与调整地方债长期积累，已经不只是账面上的金融问题，也影响着基建、公共服务和地方招商。地方财政越紧，能拿出来推动发展的资金越少，经济循环自然容易卡住。

余永定在论坛上的发言，更是把这场讨论推向了更深一层。对于“当收入达到某一特定水平后，经济增速回落至5%属于必然结果”这一观点，他并不认可。美国在20世纪曾出现过多个经济增长黄金期：1920年代年均增速约4.7%，1945年至1973年约4.1%，1992年至2000年也超过4%。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均收入出现大幅上涨，经济并不会伴随收入水平升高就自动落入低增长区间。

在他的视角下，经济增长并不是一条预先就完全定死的僵化曲线。政策能不能做得更有力，结构能不能调得更顺，都会影响最终结果。增速能回升到多少不好提前下结论，但“人均收入上来了，所以只能低增长”，这种判断未免太早。

争议性相对更大的，是消费领域的相关问题。近两年来，不少人总把“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挂在嘴边，仿佛只要多发放些消费券、多引导居民购物，经济就能再度回暖。余永定认为，消费不会凭空产生，它的实际水平由收入、财富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这几类因素共同决定。如果居民收入预期没有明显好转，各类短期刺激举措通常只能带来短时热度，很难改变消费增长的长期走向。

去年投入7000亿元后，消费增速仍在逐步走低，就说明单靠短期补贴并不够。真正关键的不是让人“今天多买一点”，而是让大家相信明年的收入、工作和生活不会更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余永定并不赞成把投资和消费完全对立起来。消费当然重要，生产最终也是为了消费，但消费增长往往需要经济先恢复、就业先稳定、收入预期先改善。过去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显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通常可以先盘活经济活动，之后推动就业、收入和消费形成正向循环。

纵观全球范围的相关统计结果，投资在带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的效用同样不容小觑。1990年到2016年区间内，全球GDP年均涨幅约3.2%，其中资本存量贡献占2.8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仅贡献约0.1个百分点。把“消费驱动”当成唯一方向，或者把全要素生产率说成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奇钥匙，都容易把复杂的经济现实简单化。

我国的基础设施相关领域，目前远没有到完全找不到合适投资方向的程度。过去十多年，“高铁修得差不多了、城市建设饱和了”的说法很流行，但“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六大骨干网络，已经说明未来仍有大量补短板的空间。

考量基础设施项目，不能仅仅将项目自身是否盈利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高铁运营企业或许短期亏损，却能带动沿线城市人员流动、产业排布与土地价值提升；灯塔不会向过往船只收照明费，却能带来公共安全收益。城市环境、能源网络、交通体系，同样很难用短期商业回报来衡量。

需要明确的是，投资行为绝不能成为地方无规划盲目扩张建设项目的托词。政府的核心职责应当是拟订长期发展规划、搭建公共网络与安全保障体系，无需越位代替企业敲定具体的生产、投资方向。比如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约为72%，涉及战略储备和能源安全的相关事项，绝非单个普通企业就能够独立完整研判的。

所有相关问题兜兜转转，最终的核心落脚点还是回到了地方债层面。我国实际上具备充足的财政操作空间，当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致在1.7%，通胀水平同样处在低位。真正棘手的是地方债在政府债务中的占比过高，地方既要还债，又要维持公共服务和推动发展，压力自然集中在基层。

如果中央能够用更低成本的国债置换部分地方债，让债务从偿付能力较弱的地方转移到信用更强、融资成本更低的中央层面，地方就有机会把有限资金重新用于民生和有效投资。这可能比零散地推出一些刺激消费措施，更接近当前经济的关键堵点。

往根上看，我们真正需要撬动释放的绝非某一类特定消费，而是广大普通民众对于未来的信心。地方债务化解、扩大有效投资、优化就业和收入预期这几项工作，必须同步协同推进。经济绝不会仅凭一句“提振消费”的口号就自行回暖，信心要靠实际行动换取，宝贵的机会窗口也不会永远停留。

信源：证券时报2026-09-21 08:12 专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要多花钱，扩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