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废除了汉字、韩国废除了汉字、日本也大幅缩减汉字使用，最后落得什么局面？越南彻底改用拉丁国语字，扫盲是快了，可两千年文脉直接斩断，当代越南人彻底看不懂自家古籍典章。真正扎心的是韩国，AI时代韩国亲手丢掉了汉字的优势。

越南的变化最彻底，越南历史上的正式文书长期大量使用汉文，本土又发展出借助汉字构形记录越南语的字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阮朝档案就能说明这件事，1802年至1945年的大量行政档案以汉文、字喃书写，后期才逐渐出现法文和拉丁字母越南文。

今天越南人使用的国语字，源头可追到17世纪，它不是1945年才突然出现的，进入20世纪前后，这套拉丁化文字已经不断扩大使用。

1945年独立后，新政府把扫盲放到很高的位置，9月8日颁布相关法令，要求推广国语字教育，越南政府资料记载，平民教育运动开展一年，就有约252万人摆脱文盲。

我觉得，这段历史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拉丁字母救了越南”，也不是“越南把祖宗文化一把火烧了”。

前一种说法把扫盲成功全算到文字头上，后一种说法又把社会转型说得太绝对。

国语字拼音规则更透明，确实降低了初学门槛，可教育普及、行政动员、师资和教材，才是大规模扫盲能跑起来的整套条件。

代价也客观存在。现代越南教育不再要求普通人掌握汉文和字喃，普通读者面对阮朝奏折、古典诗文、碑刻时，往往需要专门训练，或依赖现代转写和翻译。

这里更准确的说法是“古籍阅读从普遍文化能力变成专业能力”，而不是“当代越南人彻底看不懂自己的历史”。

那些文献并没有消失，阮朝档案、木版文献还被越南国家档案机构保存，并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韩国的情况更复杂。世宗时代创制训民正音，本身就带着降低普通人识字门槛的目的。

韩国1948年制定韩文专用法，1968年前后又强化韩文专用政策，1970年各级教材一度大幅排除汉字。

可政策很快出现回摆，1972年韩国重新确定中学汉文教育，并公布中学、高中教育用基础汉字1800字。

更关键的一点是，今天韩国的法律也不是“禁止汉字”，现行《国语基本法》要求公共机构文书原则上使用韩文，在需要准确表达含义，或出现生僻专业词、新词时，可以在括号内标注汉字或其他文字。这个规定到2026年仍然存在。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韩国走的是“韩文占主导”，不是把汉字从韩国社会彻底抹掉。我更愿意把这看成识字便利和词源透明度之间的取舍。

韩语里存在大量汉字词，纯韩文书写时，不同汉字来源的词可能出现同音、同形书写现象，日常交流大多可以靠上下文判断，到了法律、学术、历史文献这些要求高度精确的场景，汉字有时还能多提供一层辨义信息。

AI时代又给这场老争论加了一个新变量。2026年AAAI发表了一项名为HanjaBridge的研究，研究者把候选汉字信息加入韩语大模型继续预训练，在KoBALT基准测试上取得21%的相对提升。

研究提出的思路很有意思：面对韩语汉字词产生的同形歧义，历史上被弱化的汉字信息，可以重新变成机器训练的辅助语义信号。

可我不赞成把这项研究直接推成“韩国废掉汉字，AI时代就输了”，一项实验能证明某种训练办法有效，不能证明汉字天生比表音文字更适合人工智能，更不能推出恢复全民汉字教育就能提高大模型水平。

今天的大模型要处理歧义，靠的还有语料规模、上下文建模、分词方法、知识库和训练架构，文字系统会影响信息组织，却不是技术竞争唯一的胜负手。

日本这边更能说明问题，日本战后确实搞过汉字限制，1946年的当用汉字表规定1850字，1981年改为1945字的常用汉字表。

到了2010年，日本又新增196字、删除5字，把常用汉字总数调整到2136字，日本文化厅明确把这张表定位为现代社会书写汉字的“使用参考”，并不是废除汉字。

在我看来，越南、韩国、日本这几段历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证明哪种文字比哪种文字高级。

文字改革最难算的一笔账，一头是学习成本，一头是历史连续性，中间还夹着现代传播和数字技术。

越南获得了普及国语字带来的教育便利，也增加了普通人与古典文本之间的距离；韩国让韩文成为绝对主流，却一直没有让汉字彻底退出专业领域；日本干脆选择控制数量，让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继续混合运转。

技术进步不该成为否定传统的理由，传统也不该成为拒绝现代化的借口。

让更多普通人方便获得知识，也让古籍、词源和历史记忆得到整理、翻译和传承，我觉得这才是文字改革更值得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