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婆婆，在北京给一户有钱人当保姆，月薪一万六，干了三天，不干了。临走前，人家还想加钱留她。她头都没回。 后来她跟我讲起这事儿时，正蹲在厨房择菠菜，指尖把菜梗掐得咯吱响，翠绿的汁液顺着指缝往下滴——那股子劲儿，像是要把三天的憋屈全揉进菜里。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第三天中午那趟城西的跑腿。 老太太突然想吃“老马家”的糖耳朵，点名要外酥里软、甜而不腻的，女主人甩来一百块：“十二点出发，一点半必须回来，老太太两点的下午茶不能耽误。” 她揣着钱往公交站跑，秋老虎正烈，汗珠子砸在柏油路上洇出小坑。换乘地铁时，她紧攥着塑料袋怕糖耳朵挤变形，过安检都踮着脚。 紧赶慢赶到小区门口，墙上的电子钟显示一点四十——就晚了十分钟。她冲进电梯时还喘着粗气，把糖耳朵递过去，老太太眼皮都没抬：“凉了！一股子哈喇味儿！我不吃了！” 其实第二天一早，她就该明白这活儿干不长。 五点半，天刚泛白，女主人的敲门声就砸过来：“张姐，该起了，老太太七点的蜂蜜水要42度，拿温度计测。”厨房的蜂蜜摆了一溜，洋槐蜜、椴树蜜、枣花蜜，女主人指着最右边那瓶：“用新西兰的麦卢卡，别的她不喝。” 她盯着温度计等水凉，眼瞅着到42度，倒进去，老太太抿一口就摔了杯子：“烫！你想烫死我？”兑了凉白开，又嫌“味儿淡了，不喝！”女主人从卧室出来，眉头拧成疙瘩：“跟你说过试温，自己先抿一口不就知道了？” 她后来跟我说这话时，声音都发颤：“我哪敢抿啊？那杯子金边儿的，我怕碰坏了赔不起。再说，我一个干活的，哪能随便动人家东西？” 上午擦完地想歇口气，老太太又喊：“小张，过来捏腿，昨天睡不好，腿麻。”她过去捏，老太太嫌“手劲儿轻，跟挠痒痒似的”，使了劲又喊“想捏断我骨头啊？粗手粗脚的，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她攥着拳头没吭声，心里却像堵了团棉花。 第一天去的时候，她还跟我炫耀呢，电话里直乐：“这房子真大，客厅能摆下咱老家三间瓦房！” 可女主人指着一屋子规矩，她就笑不出来了——地板要湿拖三遍再干抛，不能留水印；餐具按玻璃、陶瓷、金属分柜放，洗完还得消毒水泡半小时；老太太更难伺候，端粥嫌烫，放凉了嫌没热气，擦脸嫌毛巾硬，换了软的又嫌吸水差。 那天中午被老太太吼完，女主人也跟着数落：“这点小事都办不明白，要你有什么用？”她突然就不想忍了，直起腰说：“您另找别人吧，这活儿我干不了。” 女主人愣了愣，追着她收拾行李时喊：“一万八！留下！”她没回头。电梯口，女主人又喊：“两万！过这村没这店了！”电梯门合上，她听见自己心里说：“两万也买不来舒心。” 后来我问她：“妈，两万顶咱老家小半年收入，不后悔？”她正给我儿子削苹果，苹果皮一条线似的没断，手没停：“后悔啥？钱再多，天天受气，夜里都睡不安稳。我宁愿回小区当保洁，一个月四千，扫楼道时人家还客气说声‘张姨辛苦’，那心里舒坦。” 人活着，腰杆子得挺直了，钱买不来的东西，多着呢。 我看着她手里的苹果，红扑扑的，像她这辈子——看着软和，骨子里却硬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