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长春，年迈的崔大爷在妻子去世后，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妻子名下的一本存折上记录着60万元的存款。然而，前往银行取款时，却被告知存款记录并不匹配，银行系统中没有这笔存款。于是，崔大爷将银行告上法院，要求返还这60万元。法院对此案展开了详细调查，最终作出判决。 事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年，崔大爷的妻子韩奶奶在某银行开设了活期存折。当时，崔大爷对存折的情况并没有太多关注，一直由韩奶奶保管。直到2022年3月，韩奶奶因病去世，崔大爷在整理妻子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这本存折。翻开存折，崔大爷发现上面写着存款60万元，且有40万元已被取出。这让他十分激动，觉得妻子留下了可观的养老钱。 然而，崔大爷带着存折去银行取钱时，银行告诉他存折上的金额和银行系统中的记录不符。银行表示，存折上标明有60万元存款，但在银行系统中并未发现存入过100万元的记录，也没有40万元的取款记录。对于银行的拒绝，崔大爷感到愤怒并不理解，他认为银行故意“吞掉”这笔钱，便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正。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29条规定，银行应当根据客户的合法存款信息执行取款请求。崔大爷的诉求在法律上并无不当，如果银行系统中确实存在60万元的存款记录，银行应当无条件返还存款。然而，银行却提出了存折上的存款与其记录不符，且存折存在手动修改的痕迹，这显然引发了对银行管理和操作流程的质疑。 根据法院调查，存折上的“2000年6月6日存入100万元”一栏，存在明显的手动涂改痕迹，原日期为“2000年6月7日”，且存折中所列的100万元存款和40万元的取款记录在银行的系统中并未显示。银行对此表示，存折上的日期有误，并且怀疑该存款记录是后来自行填写上去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7条的规定，举证责任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承担，崔大爷既然主张存折上的60万元存款属实，那么他就需要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存款来源真实、合法。然而，崔大爷无法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这笔存款是如何产生的。因此，银行的系统记录未显示相应存款，也未出现过该金额的存取款操作，崔大爷的诉求面临举证不足的问题。 法院调查后发现，崔大爷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银行账户内有60万元存款。银行方面提供了完整的交易流水记录，并显示该账户在过去20年内并未发生大额存款或取款变动。法院认为，银行系统是权威的资金记录来源，而存折上的内容与银行系统记录并不相符。特别是存折上的日期修改和不一致的记录让法院对其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而在本案中，崔大爷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主张的事实，法院最终认为他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银行账户内曾存有100万元及40万元的取款记录。因此，崔大爷承担了不利后果，法院判决驳回了他的诉请。 在此案中，银行的管理和操作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其在存款管理和存折发放方面应更加严谨。存折上出现的手动修改和日期不一致，显示出银行在存折管理和存款记录的透明性方面存在问题。虽然银行提供了系统记录作为证据，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应加强对存折的管理，确保信息一致性和准确性，防止类似纠纷的发生。 本案的判决不仅是对双方争议的法律处理，也揭示了金融透明度和举证责任在金融纠纷中的重要性。在金融交易中，存款人和银行双方都应当注意保留清晰、准确的交易记录，以便在纠纷发生时能够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而在此案件中，虽然崔大爷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银行的记录也并未出现异常，但存折上修改过的日期依然是一个明显的疏漏，银行应承担起更多的管理责任。 本案从一个家庭的存款纠纷，最终引发了对银行管理和客户权益保障的深思。在金融服务领域，银行不仅要保证资金的安全，也应注重客户信息的完整与准确，避免因管理不当造成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对于消费者而言，举证责任是赢得诉讼的关键，确保所有交易有明确记录、合法合规，也是维权的重要手段。此案的判决，提醒我们在金融交易中应保持高度警惕，保护个人资金安全，并加强对金融法律的了解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