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季羡林作为北大一级教授，工资345元，还有100元津贴，他说：我去一趟

50年代，季羡林作为北大一级教授，工资345元，还有100元津贴，他说：我去一趟高档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代，北京的莫斯科餐厅是一家高档西餐厅，装潢考究，菜品丰富，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场所。   那时普通人很少有机会光顾这样的地方，但季羡林作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津贴100元，总共445元。   这个收入在当时社会已经属于极高水平，他曾说，自己去一次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对于当时的普通工人来说，2块钱可能是几天甚至一周的生活费，但对于他来说，仅是月薪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50年代初，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物资供应紧张，大部分人的生活还处在比较困难的阶段，衣食住行都要精打细算，很多工人月工资三四十元，一家几口人全靠这点钱维持生计。   但像季羡林这样从事学术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的是国家对人才的特殊照顾，这并不是简单的待遇倾斜，而是一种制度安排。   在那个时代，国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需要有一批有能力、有学识的人带动整个社会的思想进步和教育发展。   季羡林早年生活十分艰苦，出生在山东临清一个普通农家，他六岁时被过继给二叔，离开了母亲，幼年生活颠沛流离，后来考入清华大学，期间常常食不果腹，生活节俭到极点。   他常常等到食堂打烊前去买剩下的便宜菜，吃一顿简单的饭了事，在德国留学时也是如此，虽身在异国，但节省惯了，依旧过着克勤克俭的生活。   战争结束后，他没有选择留在条件更优越的国外，而是坚定地回到国内，投身教学和学术研究。   他的回国理由很简单，工资高，生活有保障，他坦率地承认，国内教授工资高，生活成本低，真正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学问。   回国后，他被聘为北大教授，教学、研究两不误，在北大的办公室里，书籍堆满桌面，墙上贴着手写的语法规则和笔记，他专攻梵文、吐火罗文等小众领域，潜心整理和翻译古籍，研究佛教文化。   他对学问的投入是全身心的，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在读书、写作，他不仅自己研究，也十分注重培养学生，主持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为中国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虽然收入不低，但他的生活极为朴素，日常饮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小米粥、花生米、馒头、大葱、青菜，一日三餐几乎不变，他不爱吃山珍海味，即使外出吃饭，也只点最普通的菜。   他曾经到一家上海饭店吃饭，只点了一碗面条和几碟家常小菜，说自己胃口小，也吃不惯那些精致菜式，他住院期间的早餐仍是一碗粥、一点小菜和一杯茶水，他特别喜欢吃花生米，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到晚年。   他对自己很节省，却非常乐于助人，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只要有经济困难向他求助，他都会尽力帮忙，他从不炫耀自己的善举，也不允许别人替他宣传。   在他看来，帮助别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出于真心，就不该求回报，他的儿子曾说，家里只要有灯没人看书，他就会立刻关掉；水龙头开得太久，他也会大声提醒。   家人后来索性把要洗的东西拿回自己家洗，不让他操心，他常说不能浪费，不该铺张。   他虽然脱离了物质上的贫困，但内心对故乡和母亲始终抱有深深的思念，他一生都没有回到那个熟悉的小村庄，母亲也早早去世，他没有机会亲手报答母亲，只能在心里默默怀念。   即使在莫斯科餐厅灯火辉煌、佳肴满桌时，他脑中浮现的，还是母亲在土灶边做杂面饼的模样，那种记忆深深印在他心里，始终没有淡去。   对于一个从乡间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来说，季羡林的一生既是时代发展的缩影，也是个人奋斗的见证，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改变了命运，他所享受的待遇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对学术的坚持换来的。   他的故事告诉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他也用实际行动提醒人们，即使生活优渥，也不该忘记本心，更不该忘记曾经的艰苦与亲人的牵挂。   那一顿两块钱的莫斯科餐厅晚餐，不只是生活水平的体现，更承载了一个时代对知识和文化的尊敬。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季羡林的贫民底色——北京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