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的军费从何而来？ 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经费的主要来源。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全军编制为三个师，共4.5万人，国民政府以此为基础划拨经费。 1937年，八路军每月能从国民政府获得的经费明细为：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费1万元，礼金及殡葬补贴费7万元，合计每月约63万元法币。而新四军因编制较小，每月仅获得约11万元法币。 当时的法币还算值钱，1937年100法币大约可以购买一头耕牛。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和国民党政府大量印钞，法币迅速贬值，到1941年时，同样的100法币仅能购买一袋面粉。 更严重的问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速度远超国民政府的预期。短短一年时间，到1938年10月，八路军人数已达15.6万人，新四军也增至2.5万人。到1940年，八路军扩编至40万人，新四军达到10万人，两军总人数在短短两年内增长了近10倍。 尽管部队规模迅速扩大，国民政府仍按照改编初期的编制标准拨发经费。这导致40万人的八路军每月只能获得70万元经费，人均不足两元；而10万人的新四军每月仅有13万元，人均仅1.3元。这点钱对当时的红军而言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维持日常运转。 更为致命的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彻底断绝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供应，使本就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 在国民政府援助有限的情况下，民间捐款成为八路军的重要资金来源。抗战初期，各地民众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普遍持支持态度，积极捐款捐物。 1937年秋，八路军120师在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时，山西兴县杨家坡的地主杨笃仁将卖地和城里商号所得的1.5万银元全部捐给了红军。黑峪口王家村的王则相捐出2000银元和一条船。著名的开明绅士牛友兰不仅捐出自己商号的货物，还一次性为红军捐款2.3万银元。 仅1937年12月，山西兴县民众对八路军的捐助就达到6万银元和700余袋粮食。而这只是红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募捐活动的一个缩影。据八路军供给部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各部队上缴的有据可查的捐款总计达892.4万元。实际捐助数字因记录不完整而可能更高。 除普通民众外，一些地方军阀也向红军提供了援助。新疆军阀盛世才在抗战初期曾为红军开展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动，总计募得超过6万元。他还送给八路军5万件毛皮大衣和10万银元，并出资将大衣从兰州运至前线。不过，盛世才在1942年转向国民党一方，并残忍杀害了毛泽民和陈潭秋两位共产党人。 在国际援助方面，共产国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娘家＂，长期提供经济上的支持。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时表示：＂从今年1月至今，蒋介石没有拨给我们一分钱，我们遇到了很大的财政困难，请允许拨给我们今年总额一百万美元的款项。＂7月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了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00万美元用于援助中国。 在当时，100万美元是一笔巨款，对缓解红军严重的经济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可惜的是，共产国际在1943年6月解散，这一援助渠道也随之中断。 海外华侨对抗战的支持同样不容忽视。根据资料，抗战期间海外侨胞的捐款总额达到国币33亿多元，成为战时中国经济支持的重要来源。特别是美国华侨，仅旧金山和纽约两地的华侨就分别捐出500万和300万美元，为祖国抗战贡献了巨大力量。 这些外部援助虽然为八路军提供了宝贵支持，但都不是稳定可靠的长期经费来源。随着抗战深入和国际形势变化，八路军必须寻找更为自主的经费渠道，这也促使他们在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 随着抗战的持续深入和外部援助的不稳定，八路军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力求实现自力更生。这不仅是军事斗争的需要，更是生存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完全断绝经费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财政问题。 在抗日根据地刚建立的时候，由于政权系统尚不完善，正规的税收体系还未形成。当时采取的是一种称为＂摊派＂的方式来筹措军需物资。这种方式按照＂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以县为单位，逐级向下分配任务。 摊派制度在初期执行过程中带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地主、富农和商人往往被摊派较重的负担，有时会出现不合理现象。但随着各级政权组织的建立健全，这种临时性的摊派方式逐渐被规范化的税收制度所取代。 1941年后，面对严峻的财政困难，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加强了税收工作。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专门成立了税务总局，并在各县设立税务局，统一了整个根据地的税制。这一举措使得1941年的税收收入比1940年增长了约3倍，占当年整个财政收入的30%左右，成为支撑军队运转的重要经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