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痛恨马歇尔。抗战后美国派马歇尔调停，劝老蒋别发动内战，老蒋不听撕毁《双十协议》发动内战。马歇尔回美称老蒋自负难成事，致美蒋合作破裂。老蒋退台后将失败归咎于马歇尔，其实是他自身问题。 要理解蒋介石为何对马歇尔怀有如此深的怨恨，就必须从1944年的＂史迪威事件＂说起。马歇尔当时担任美军参谋长，与史迪威不仅是上下级关系，更是多年的好友。 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表现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主张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在1944年9月，史迪威曾直接向马歇尔发电报，建议将支援中国的租借武器分配给共产党军队，这一提议立即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 面对中国战区的局势，马歇尔选择了支持史迪威的立场。他向罗斯福总统建议，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一决定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罗斯福总统采纳了马歇尔的建议，于1944年7月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这份电报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做出决定，否则＂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及负完全之责任＂。 蒋介石最终选择了强硬回应，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虽然史迪威被召回看似是蒋介石的胜利，但这一事件却在美国决策层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 马歇尔作为史迪威的直属长官，亲眼目睹了这场外交危机的全过程。他看到自己的好友和下属在中国遭遇如此境遇，这种经历对他日后处理中国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5年初，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转向。美军将B-29轰炸机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了印度，租借物资的供应也开始收缩。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开始调整其远东战略，将重心转向了与苏联的合作。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同意了斯大林对中国的一系列要求，这些决定都与马歇尔的建议有着密切关系。 在租借物资分配问题上，美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前中国一直被列为第三级优先级别，每月能获得的物资极其有限。即便是在1942年最紧要的时候，通过空运到中国的物资也只有区区数百吨。 这种物资分配上的不公平待遇，加上美方对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使得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持续下降。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双方的关系已经远非当初珍珠港事件后结成同盟时的密切程度。 1945年11月，美国总统特鲁门任命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矛盾。这一决定的背后，是美国对战后中国局势的深切担忧。 经过多轮谈判，国共双方在1945年10月10日达成了《双十协定》。这份协议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原则，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军队整编等重要内容。 然而协议的执行却困难重重。最大的争议点是对军队整编的具体方案，国民党要求共产党交出部队指挥权，而共产党则坚持保留独立的军事力量。 在东北问题上，国共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随着苏联红军从东北撤离，这一地区的控制权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共产党军队率先进入并控制了大片农村地区，而国民党则试图通过美国的帮助空运部队进入东北城市。 马歇尔试图在军队整编问题上寻求突破。他提出了一个＂五大军区＂的方案，建议将全国军队划分为不同区域，由双方共同管理。但这个方案很快就因为双方对具体细节的分歧而陷入僵局。 1946年初，局势开始恶化。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发起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试图扩大控制区。共产党则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双方的冲突逐渐升级。 马歇尔发现自己的调停工作越来越难以推进。在一份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他指出国民党政府的专断作风和军事冒进是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 到了1946年中期，内战的阴云已经无法避免。蒋介石决定采取全面军事行动，认为可以通过武力统一全国。这个决定实际上宣告了和平谈判的最终破裂。 马歇尔对谈判破裂感到失望。他在离开中国前表示，国民党政府的独断专行和对军事手段的过分依赖，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次调停的失败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马歇尔回国后成为国务卿，在这个位置上他逐步减少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转而采取了更为中立的立场。 蒋介石在做出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定时，显然低估了共产党的实力，也高估了美国的支持。他认为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最终会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重大误判。马歇尔的调停失败，不仅意味着和平方案的破产，更标志着中美之间建立在二战同盟基础上的合作关系走向终结。 在此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多次向华盛顿报告，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和政治改革上的消极态度。这些报告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不信任。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在其回忆录中多次将失败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停。他认为马歇尔的中立立场实际上帮助了共产党，使得国民党失去了美国的全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