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袁殊被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对李士群说：“我

1939年，袁殊被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对李士群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1939年深秋的上海滩，戒备森严的虹口区内，军统特工袁殊正在执行一项暗杀任务。军统上海区站站长王天木的突然背叛，让这位身兼数职的特工落入了日伪＂76号＂特务机关负责人李士群的手中。 在审讯室内，李士群冷冷地盯着眼前这个据说潜伏已久的军统特工，而袁殊却神色自若地说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名字——岩井英一。这个名字，不仅让李士群停下了审讯，更让这场险情迎来了转机。 要说这袁殊的来历，还得从他的家世说起。1911年，他出生在湖北省的一个书香门第，原名袁易学。他的父亲是同盟会成员，积极投身革命事业。 北伐战争爆发时，年轻的袁殊加入了国民党，在北伐军司令部担任秘书一职。在这个位置上，他结识了不少共产党员。 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行动。因与共产党员交往密切，袁殊被开除党籍。为了铭记这段经历，袁易学改名为袁殊，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1929年。袁殊前往日本留学，在那里不仅掌握了日语，还结识了一批日本友人。这段留学经历，为他日后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奠定了重要基础。 回国后的袁殊在上海开办了一家进步报社。他与左翼文艺团体的频繁往来，引起了上海警察局的注意。报社虽然被查封，但他却通过这个过程结识了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 在潘汉年的引导下，袁殊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被推荐进入了周恩来领导的特科组织。1932年，通过表哥贾伯涛的帮助，21岁的袁殊成功打入上海社会局，成为了中统特工。 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对这个年轻人颇为赏识，1933年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干社＂情报股股长。借着记者的身份，袁殊开始频繁出入国民党政府记者会和日本驻沪领事馆。 这时，日本副领事岩井英一看中了袁殊的才干，将他发展为日方情报员。就这样，袁殊开始在各方势力之间周旋，编织起一张复杂的情报网络。 1939年的审讯室内，李士群一个电话打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电话那头，岩井英一的回应证实了袁殊的特殊身份，这让原本剑拔弩张的审讯气氛瞬间缓和下来。 危机解除后的袁殊并未就此收手，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他向日方提议成立＂兴亚建国运动＂，这个表面上支持日本的组织，实际上成为了我党布置电台的绝佳掩护。 这个隐藏在日特＂岩井机关＂内部的电台，源源不断地向党组织输送着重要情报。从日军调动到政策动向，每一条信息都成为了抗战中的重要战略资源。 同时，袁殊还在暗中协助潘汉年打入了汪伪特工总部＂76号＂。 在上海沦陷后，袁殊一面以军统少将的身份策划锄奸行动，一面利用与岩井英一的关系深入敌方核心。 袁殊的情报工作不仅局限于上海一地。他收集到的日本战略动向情报，为苏联在对德作战中做出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这些情报证实了日本不会在近期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使得苏联得以放心地将远东的军队调往对德作战前线。这个判断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走向。 1945年3月，日军逐渐呈现颓势。袁殊开始了他最后的收网行动。他暗中将岩井机关的大量财产和武器装备转移，送往了我党控制的区域。 抗战胜利后，袁殊面临着新的抉择。考虑到他特殊的身份可能暴露，组织安排他回到解放区，并更名为曾达斋。 这个决定让他彻底与过去的多重身份告别，但国民党很快发现了他的行踪。1945年9月，国民党派人突袭了他在苏州的家，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仓促逃往上海。 1947年，袁殊来到大连，继续为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他凭借与日本方面的关系，为解放军引进了大量的医疗技术人才和武器生产专家。 这些专业人才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解放军的医疗救治能力和武器装备水平。特别是在药品生产和爆炸物研发方面，为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袁殊进入了李克农领导的情报部门。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对日本的深入了解，他成为了部门内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 然而，1955年的＂潘扬案件＂打破了他平静的工作生活。作为曾经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老部下，袁殊受到了波及。 没有具体证据的指控，让这位功勋卓著的老特工陷入了囚牢。十二年的牢狱生活刚结束，政治动荡又将他卷入其中。 再次入狱八年后，他被送往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而他的妻子冯景星在他第一次入狱时，因无法承受打击而服药自尽，虽然被救回，但随后便失踪了。 直到1980年获释，他依然未能获得完全的自由，行动仍受到诸多限制。 1982年9月，随着潘汉年的平反，袁殊终于也等来了昭雨的那一天。 重获自由后的袁殊，已经不复当年的锋芒。长期的监禁生活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他时而陷入对往事的困扰，时而神志恍惚。 1987年，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老特工，在北京孤独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