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钱钟书女儿被邻居打了一巴掌，还被骂“臭寡妇”，杨绛见女儿被欺负，就冲上去跟邻居撕扯，却被邻居夫妻摔倒在地。钱钟书听到声音后，拿起木板打向夫妻俩，四个人就打起来了，还好女儿钱瑗找来人帮忙，才平息了这场冲突。 1973年的某个午后，阳光洒在院子里，照得邻居家晾晒的衣物泛着刺眼的白光。杨绛一家刚搬来不久，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旧平房，墙壁斑驳，窗框摇摇欲坠。这片小区里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住户，其中有不少性格乖张、爱惹是非的人，尤其是隔壁那对年轻的邻居夫妻。 钱钟书和杨绛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对生活中的琐事从不挑剔，抱着“与人为善”的心态，总是对邻里宽容相待。搬来后，邻居夫妻频频上门借锅碗、借调料，甚至连煤块都要讨上一些。 杨绛每次都不拒绝，还笑着叮嘱：“用完了记得还就好。”邻居却总是借了不还，甚至经常在背后对杨绛一家评头论足，说什么“书呆子清高”“装模作样”。 这天中午，邻居的妻子披着一件艳红的外衣，晃着腰肢走到门口，伸长脖子对着正在院子里忙活的钱瑗喊：“哎，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丈夫啊？他去哪儿了？” 钱瑗抬起头，脸上带着几分无奈，但仍然礼貌地回道：“他已经去世了。”这句话仿佛点燃了邻居的兴奋点，她嘴角扬起一丝轻蔑的笑，转身便大声嚷嚷着回家，仿佛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 没过多久，邻居妻子的声音就在小院里四散开来：“怪不得啊，原来是个克夫的！难怪一直一个人待着，啧啧，真晦气！”这些刺耳的话像石子砸进平静的水面，激起了钱瑗心底的波澜。 她走到邻居家门口，敲了几下门，语气严肃地说：“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造这样的谣？”邻居妻子不屑地撇了撇嘴，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高声回道：“我说错了吗？你一个寡妇，不就是克夫吗？”钱瑗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请你尊重一下别人！”没想到对方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嚣张：“尊重你？你算什么东西？臭寡妇！” 话音未落，邻居妻子扬起手，一巴掌直直甩在钱瑗脸上。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小院里，钱瑗被打得踉跄了一下，捂着脸愣在原地。这一幕恰巧被从屋里出来的杨绛看到。 她冲上前，一把拉住邻居妻子的手，用力推开她，声音低沉而有力：“你凭什么打人！”邻居妻子见杨绛上前，非但没有退让，反而嗓门更高了：“我打她怎么了？你们这些人，别以为念几本书就了不起，搬到这里来，谁还怕你们啊！” 两个女人就这样在小院里扭打起来，场面顿时混乱不堪。邻居家的丈夫听到动静，从屋里冲了出来，见状二话不说便伸手去拉杨绛，用力一甩，将她摔倒在地。 杨绛摔在地上，手肘磕在粗糙的地面上，鲜血渗了出来。钱瑗见状，急忙上前搀扶母亲，但邻居夫妻却并未停止，反而一前一后围了上来。就在此时，屋内的动静也惊动了正在书房读书的钱钟书。他推开门走出来，看到妻子被摔倒、女儿被围攻的场景，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钱钟书抄起靠在门边的一块木板，二话不说冲了过去。木板划破空气的声音伴随着他愤怒的吼声：“你们欺负人也欺负到头了！”邻居夫妻见钱钟书冲过来，顿时愣了一下，但很快便迎了上去。 木板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几人顿时扭打成一团。钱钟书年纪虽大，但此刻力气丝毫不输。他用木板挡住邻居丈夫挥来的拳头，又腾出一只手推开试图靠近的邻居妻子。 混乱中，钱瑗喊着：“别打了！我去叫人！”她转身跑去找居委会的人。几分钟后，居委会的干部匆匆赶来，拉开了扭打在一起的几个人。场面终于得以平息，但杨绛的手肘和膝盖都已擦破，衣服也被扯破了几个口子；钱钟书的眼镜掉在地上，镜片碎了一半，脸上挂着几道抓痕。 不久之后，他们申请搬家的请求获批，全家得以远离这片是非之地。尽管此事已成为过去，但文人的底线与家人的守护，却在这场争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后的几年里，钱瑗从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中走出来，并逐渐走向了新的人生阶段。她结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并且在婚后积极地照顾丈夫和继子的生活，展现了一个母亲与妻子的责任感。 命运似乎总是对她不公。杨瑛在一段时间过度劳累后，被诊断出脊柱癌。即使病重，她依然坚持工作，最终她因病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这一消息令她的父母，尤其是杨绛心如刀割。杨绛尽管尽力照顾女儿，却始终没有将女儿病重的事实告诉钱钟书。最终，钱钟书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身体迅速恶化，不久后便跟随女儿去了另一个世界。 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和挑战，钱钟书与杨绛依然以他们的笔和书写，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进程。他们不只是文学巨匠，还是一对为家人拼搏终生的父母。 正如杨绛曾说：“我们仨”，她与钱钟书以及女儿的钱瑗，始终是最亲密的家人。尽管岁月无情，但亲情的力量与文学的精神，却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