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宋希濂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让去徐州给刘峙当副手。宋希濂想到骄横的邱清泉、李弥等人，不由得苦笑一声，这个火坑他到底是去不去呢？ 在徐州剿总成立时，南京一度为谁担任总司令发了愁。在几个有上将军衔的蒋系将领中，钱大钧贪财成性，早已被免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的职务，再次起用，难免惹人非议；蒋鼎文嫖赌成性，贪贿成命，即使是和他关系不错的顾祝同，也讥讽说：“蒋鼎文狂赌滥嫖，难堪大用。” 最后选来选去，蒋介石决定让一向听话的刘峙担任总司令，让杜聿明做副手负实际指挥责任，就像当初在东北时的熊式辉、杜聿明这套模式。 可就在杜聿明上任没多久，辽沈战役打响了，蒋介石又给了杜聿明一个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头衔，然后带着他在北平、沈阳来回飞来飞去。 杜聿明一走，蒋介石对刘峙能否独立应付徐州的局势，根本没有信心，思来想去后，想到了让宋希濂去徐州。 宋希濂是在8月份被发表宋希濂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所部驻扎在湖北沙市。此前，宋希濂一直在新疆给张治中当军事上的搭档，他没有和解放军作战的经验，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况。 等宋希濂到任华中后，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要糟糕的多，当时，十四兵团的驻地周围是解放军江汉军区的一支部队，约三千人左右，以东巩为根据地。 东巩的位置在远安、荆门、南漳三县的交界处。这支只有三千多人的解放军地方部队极为活跃，经常主动出击，以突袭、伏击的方式消灭小股蒋军，截击车辆，破坏公路，让鄂西的国民党军政机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白崇禧得到几个县的报告后，让宋希濂派兵去维持治安。有一天，宋希濂到当阳视察驻军八十师，当阳的县长与县党部书记长宴请他。 宋希濂问县长：“县内多少共军？” 县长说：“约莫四五百人。” 宋希濂又问书记：“你们县有多少国民党员？” 书记长说：“两千多人。” 宋希濂听后非常郁闷，说：“当阳县总人口二十多万，国民党员也有两千多人；还有地方保安团队的兵力也不在少数。为什么还对付不了几百共军呢？几乎经常要我们派至少两个团来保护你们，我们还要不要去同大股共军作战呢？ ” 没过多久，宋希濂因公回南京，期间应邀去何应钦的关系吃午饭，席间有陈立夫、黄季陆、黄少谷等人。 宋希濂聊起了他在当阳县的见闻，这颇让主管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非常难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到任华中的见闻，让宋希濂对局势大感忧虑，所以在蒋介石让他去徐州给刘峙当副手时，他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火坑。 宋希濂最大的顾忌就是指挥上的问题，徐州剿总的骨干部队主要为邱清泉、孙元良、黄百韬、李弥四个兵团。 宋希濂和李弥私交不错，两人在远征军滇西反攻时，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是军长，合作也算融洽；黄百韬是杂牌出身，一向小心翼翼。 但另外两个兵团司令，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早年和宋希濂就有恩怨；至于邱清泉，其人骄横跋扈，狂妄自大，杜聿明在时勉强可以压服，毕竟邱清泉是杜聿明的旧部，宋希濂自认和邱清泉渊源不深，若去徐州，是难以指挥的动的。 就在宋希濂犹豫之时，一个前方的战地记者采访宋希濂时，说的话让宋希濂胆战心惊。这个战地记者在徐蚌一带采访了半年多，他对宋希濂说：“那边形势严峻，前景不容乐观。国军根本无法夺回主动权，对于共军行动，几乎就是瞎子；而共军对于国军则了如指掌。老百姓都是向着他们的，民心丧失如此，还打什么仗呢？ 宋希濂与他的几个亲信幕僚磋商再三，觉得徐蚌地区十分危险，不能去蹈那个火坑。商议完毕后，宋希濂在10月20日致电蒋介石，找了几个借口，婉言拒绝去徐州。 蒋介石对宋希濂拒绝赴任很是不满，在27日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电文称：“吾弟到鄂西后的种种规划颇为妥善深洽余意；惟战事重点在徐蚌，是处为门户，安危所系。望吾弟毅然负此艰巨，速赴徐州与刘总司令及诸将妥善部署，勿再延宕为要！” 这份电报口气严厉，不容商量。宋希濂考虑再三后，决定上任，不过还是向蒋介石发去电报提出了指挥上的问题：“有一事不能不事先向校长呈明：徐州邱兵团堪称骨干，惜乎邱清泉为人跋扈，目空一切，与友军不能和衷协调。若再有类似豫东战役之事以致贻误戎机，则所关甚大，谁负其责？” 电文发出后，宋希濂抓紧料理军务，于10月30日率司令部部分人员从荆门到沙市，候船东下。就在宋希濂做好了去的准备，只等正式任命时，31日夜晚，蒋介石突然发来了电报，大意是：已决定杜聿明赴徐州负责；吾弟可仍供原职。 原来，见宋希濂态度不积极，蒋介石也犯了嘀咕，尤其是当宋希濂提到指挥上的困难后，蒋介石也不看好宋希濂了。最后思来想去，蒋介石只能是把“救火队长”杜聿明召来。 1949年1月，杜聿明被俘，未去徐州的宋希濂心中大呼侥幸，不过，在十一个月后，他还是在大渡河畔被俘，与杜聿明成了功德林的“同学”。
